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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顯然，陳雲同誌的意思，不過是搞活經濟要有國家計劃的指導。“籠子”也不是死的，可以調整，即對計劃進行修改。我想，讀了這些話，是不應該再有什麼誤解的了。至於某些海外報刊不懷好意的指責，用得上一句格言，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
遲愛萍在《陳雲與社會主義新時期經濟》一文中，闡述了陳雲“籠鳥之說”的四層意思：
第一，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實行搞活經濟的政策，效果顯著。今後要繼續實行搞活經濟的政策，繼續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
第二，搞活經濟，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不能離開計劃的指導，不能擺脫國家的計劃。
第三，國家計劃要適應搞活經濟的需要，要允許經濟活動在盡可能廣闊的領域內活動。
第四，國家計劃本身也要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經常修改。
所以，陳雲的那一番話，主要涉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關係，並不是談經濟和社會製度的關係。
中國的經濟模式，原本照搬蘇聯，實行計劃經濟。陳雲在多年的經濟實踐中，已經發現照搬蘇聯模式是不行的。
陳雲早在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上，就已經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思想：
在工商業經營方麵，國家與集體經營為主，個體經營為輔；
在生產計劃方麵，計劃生產為主，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範圍內的自由生產為輔；
在社會主義統一市場中，國家市場為主，自由市場為輔。
陳雲的這一“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思想，曾被中共“八大”所接受，其中的基本點被寫入了中共“八大”決議。
隻是後來中國不斷向“左”轉，陳雲的這一思想遭到了否定。
經過“文革”大災大難之後，在1979年3月8日，陳雲所作的《計劃與市場問題》講話，對曆史的教訓進行了反思。
陳雲說：
1917年後蘇聯實行計劃經濟，1949年後中國實行計劃經濟，都按照馬克思所說的有計劃按比例的理論辦事的。
當時蘇聯和中國這樣作計劃工作是完全對的，但是沒有根據已經建立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經驗，對馬克思的原理（有計劃按比例）加以發展，這就導致在計劃經濟中出現的缺陷。
60年來，無論蘇聯或中國的計劃工作製度中出現的缺點，隻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沒有在社會主義製度下還必須有“市場調節”這一條。所謂市場調節，就是按價值規律調節，也就是經濟生活中的某些方麵可以用“無政府”“盲目”生產的辦法來加以調節。
現在的計劃太死，包括的東西太多，結果必然出現缺少市場自動調節的部分。
計劃又時常脫節，計劃機構忙於日常調度。因為市場調節受到限製，而計劃又隻能對大路貨、主要品種作出計劃數字，因此生產不能豐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單調。
陳雲還指出：
整個社會主義時期經濟必須有兩個部分：
一、計劃經濟部分（有計劃按比例的部分）；
二、市場調節部分（即不作計劃，讓它根據市場供求的變化進行生產，即帶有“盲目”的調節部分）。
（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從屬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
既掌握了政權，又有了第一部分經濟，就能夠建設社會主義。第二部分隻能是有益的補充（基本上是無害的）。
應當說，在1979年，在計劃經濟理論盛行的年月，陳雲說這樣的話，為打破計劃經濟的一統天下，是起了積極作用的。
後來，1988年10月8日，陳雲在與中共中央負責人談話時，這樣說及他當時的意見：
我在1979年3月說過，60年來，無論蘇聯或中國的計劃工作製度中出現的主要缺點：隻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沒有在社會主義製度下還必須有“市場調節”這一條。
所以，我們需要改革。但在改革中，不能丟掉“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經濟這一條，否則整個國民經濟就會亂套。
在關於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的關係上，陳雲的意見和鄧小平的意見是一致的。
鄧小平在1989年6月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這樣指出：
我們要繼續堅持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這個不能改。實際工作中，在調整時期，我們可以加強或者多一點計劃性，而在另一個時候多一點市場調節，搞得更靈活一些。
以後還是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
鄧小平還指出：
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正確評價毛澤東
可以說，在20世紀，對中國影響最大的人物是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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