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一個半月的調查研究，通過方方麵麵交換意見，陳雲的看法有過三次反複，最後得出明確的結論。
陳雲實事求是地指出，關於寶鋼倉促上馬，不是某個人的責任，而是由於我們對大規模經濟建設經驗不足所致。
1979年6月16日，陳雲在國務院財經委員會全體會議上，老老實實地講述了自己對寶鋼問題的認識過程：
寶鋼是一個特大項目，對全國、對上海來講，都關係很大，事關全局。它投資大，在200億元以上。應該說寶鋼是倉促上馬的。這樣大的工程，按道理應該有更多的時間來調查研究，經過反複考慮後再決定。從開工以後的情況看，工程進度是好的，施工力量已有5萬人，成績是很大的。現在工程建設正在進行。我們應該從各方麵再多加考慮，以彌補過去的不足。
在近一個半月中間，我對寶鋼如何建設的問題，有過三次反複的考慮。第一次是在看了穀牧同誌5月11日批的那個文件之後，認為應該基本立足於國內，買技術，買專利。
關鍵設備還是要進口。這時，我請一波同誌在北京召開座談會，聽聽過去搞過鋼鐵的一些同誌的意見。第二次是5月31日到上海以後，有個想法：全部進口吧。上海市負責寶鋼工程的同誌有這樣的意見，我也有。我加了一條，買設備的同時，也買製造技術，買專利。第三次是6月6日離開上海時，我最後考慮的意見，還是按照三委、三部和銀行報告的意見辦。
這三次反複，對我來說是很有益處的。
陳雲經過調查研究，細聽種種意見，最後作出決斷：
幹到底。舉棋不定不好。
買設備，同時也要買技術，買專利。
隻能搞好，不能搞壞。
應該列的項目不要漏列。店鋪開門，不怕買賣大。
就這樣，中共中央、國務院根據陳雲的意見，經過研究，決定上海寶鋼“幹到底”。
1986年5月18日，陳雲視察寶鋼，並為寶鋼題詞：“埋頭實幹，從嚴要求。精益求精，不斷創新。”
陳雲關於寶鋼的決策，已經被後來的實踐證明是完全正確的。現在，寶鋼已經成為年產量超過4000萬噸鋼的大型現代化鋼鐵企業。
“鳥”和“籠子”
在開放、改革的新形勢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成了人們探索的新課題。
搞活經濟、市場調節，與計劃經濟究竟是怎樣的關係？對此，陳雲說了一番話，作了“鳥”和“籠”的比喻。
陳雲此言一出，在海外頗為引起注意。海外一些人把陳雲這番話，稱為“鳥籠經濟”理論。有人把陳雲的話曲解為經濟是“鳥”，社會主義製度是“籠”，並由此把“鳥籠經濟”視為“保守派經濟理論”，把陳雲視為“保守派經濟專家”。“鳥籠經濟”這一提法，隻限於海外而已，在中國大陸，則提“籠鳥之說”。
細細查考陳雲的“籠鳥之說”，可以明白，他並不是把經濟說成“鳥”，把社會主義製度說成“籠”。
陳雲的這一“籠鳥之說”，最初是1982年11月2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到計劃經濟指導和搞活經濟的關係時，比喻為“籠”與“鳥”的關係。
在1982年12月2日，作為上海人，陳雲在出席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時，跟上海代表團的部分代表進行了座談，對“籠鳥之說”又作了進一步的闡述。
陳雲的原話是這樣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實行搞活經濟的政策，效果顯著。現在百貨商店裏的東西多得很，“賣方市場”正在變成“買方市場”。群眾把票子拿在手裏，好的就買，不好的就不買。這麼好的形勢，很久以來沒有見過。今後要繼續實行搞活經濟的政策，繼續發揮市場調節作用。但是，我們也要防止在搞活經濟中，出現擺脫國家計劃的傾向。搞活經濟是在計劃指導下搞活，不是離開計劃的指導搞活。這就像鳥和籠子的關係一樣，鳥不能捏在手裏，捏在手裏就會死，要讓它飛，但隻能讓它在籠子裏飛。沒有籠子，它就飛跑了。如果說鳥是搞活經濟的話，那麼，籠子就是國家計劃。當然，“籠子”大小要適當，該多大就多大。經濟活動不一定限於一個省、一個地區，在國家計劃指導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區，甚至不一定限於國內，也可以跨國跨洲。另外，“籠子”本身也要經常調整，比如對五年計劃進行修改。
但無論如何，總得有個“籠子”。就是說，搞活經濟、市場調節，這些隻能在計劃許可的範圍以內發揮作用，不能脫離開計劃的指導。
王夢奎曾在《學習陳雲同誌新時期經濟論著四題》一文中，對海外所謂“鳥籠經濟”，進行如下辯解：
陳雲同誌曾經把國家計劃和搞活經濟比喻為“籠子”和“鳥”的關係，這在海內外都引起了很多的誤解。至今海外某些報刊還在喋喋不休地進行非難和攻擊，似乎陳雲是主張把經濟像“鳥”一樣關在大不盈尺的“籠子”裏搞死的。我認為，用不著多費筆墨，隻要讀一讀陳雲同誌的原話，這個問題就一清二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