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波整理了1936年以及1937年上半年的商情。陳雲看了，又要他繼續查下去，查5年或者10年。
陳雲從楊波整理的曆史資料中，得出現在應該如何確定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的依據。陳雲認為，把農村的農產品、土產品收上來，把城市的工業品銷下去，兩者之間的價格剪刀差必須合理，既不能損害農民利益，又必須要保證工人利益。陳雲說，這涉及鞏固工農聯盟的政治大事。
所以，陳雲常說：“七分經濟，三分政治。”經濟中有政治，政治離不了經濟。
陳雲加強了稅收。盡管有人俏皮地喊“共產黨萬‘稅’”，陳雲聽了一笑了之。他認為，要增加國家財政收入，不加強稅收不行。
陳雲又告誡他的部下，應該“一毛不拔”。他說，國家正處於經濟困難時期，不該花的錢就不花，財政部門要理直氣壯地“一毛不拔”。
陳雲嚴禁大吃大喝。據曾在他手下工作的孫曉村回憶：
我與陳雲同誌雖沒有很多的個人接觸，但在中財委工作時期，常在一個小飯廳吃飯，我發現他生活非常簡樸。他經常講要搞點積累，不能吃光用光。話不多，表現了他一貫勤儉節約的作風。我在中財委近4年，從未見過大吃大喝的場麵，也未見辦公室有什麼講究的設備，豪華的氣派。
陳雲要求“吃飯要照鏡子”，成為美談。所謂“吃飯要照鏡子”，就是不僅把飯菜吃完，而且還要端起盤子來，用饅頭擦幹淨盤底的油跡，盤子幹幹淨淨像鏡子！
1951年，蘇聯政府送給中國5輛吉斯牌轎車。在當時的中國，這要算是最高級、最豪華的進口轎車了，有關部門出了個主意，把這5輛新車分配給“五大書記”。作為“五大書記”之一的陳雲，也分到1輛。陳雲發現來了新車之後，怎麼也不肯要，硬是退了回去。
那時，“五大書記”的工資全都定為一級，陳雲知道了，硬是改為二級。他說，我不能跟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他們同級，應該比他們低。
陳雲有兩套毛料中山裝，分別是1952年到蘇聯及1954年到越南出訪時做的，後來就成了他的“禮服”，隻在每逢過節或接見外賓時才穿，平時穿的都是布衣、布鞋。
陳雲堅決不收禮，“來者必拒”，哪怕禮物再輕。他曾說：“送禮是有求於我。收下後，決定事情必有偏差。”
他一貫如此。曾有一位軍區領導向陳雲彙報工作時，帶來了兩盒葡萄。陳雲不收，那位軍區領導說，葡萄是當地所產，不值多少錢。陳雲隻吃了10顆，曰“十全十美”，其餘的不收。
沈鴻曾這樣評說陳雲：
陳雲同誌一生清廉，為人正直，說話簡明扼要，不繞彎子，不講情麵，敢於堅持真理，實事求是地發表意見。
陳雲十分注意聽取不同意見，他的名言是：“不怕人家講錯話，就怕人家不說話。”陳雲常常鼓勵大家說出不同的看法，他掛在嘴邊的話是：“薑太公在此，百無禁忌。”
他鼓勵別人在他麵前說出不同的意見。他強調：
“‘左’可以‘左’到‘左傾’機會主義，右可以右到右傾機會主義，都可以講，講了以後都不記賬，這都不算錯誤，討論問題嘛！”
“有錢難買反對意見。”
“一有錯誤就有人罵，容易改正。如果人家天天喊萬歲，一出錯就是大錯。”
有一位副部長，提出了與陳雲不同的意見，那個部裏以“反對陳雲”加以批判。陳雲知道了，就請人轉告那個部，有錯誤批評可以，但是不能說是“反對陳雲”。
陳雲還說，犯了錯誤，進行了批評，就行了，不要抓住不放。
陳雲主張，凡是打個電話能說明白的，就不必來人。大家都忙，彼此都應節約時間。
陳雲主張，每到一地，“來不迎，去不送”。
陳雲還主張，以90%的時間作調查研究，這樣，在弄清情況的基礎上，再花10%的時間，就能作出正確的決策。
任用幹部，陳雲注意“五湖四海”。陳雲曾說：
“我新到一個地方工作，經常是不帶幹部的。解放初，從東北進關以後，我是就地取材。姚依林、吳波同誌都是華北的。我們用幹部，要五湖四海。”
再訪莫斯科
1952年8月，陳雲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之一，在團長周恩來的率領下，前往莫斯科。這是陳雲第二次去蘇聯，同行的還有李富春、趙爾陸、呂東、安子文、袁寶華、王誌光、宋劭文等。
到達莫斯科時，中國政府代表團受到了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莫洛托夫的歡迎。
陳雲等人此行，主要是跟蘇聯商談對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提供經濟和技術援助問題。周恩來總理在莫斯科進行了初步談判之後，由於政務繁忙，便先行回國了。陳雲負責與蘇方談判。
令人驚訝的是，蘇方對中國政府代表團相當冷淡，對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方案，遲遲不予答複。陳雲在莫斯科住了一個多月，無事可做，經周恩來總理批準，調陳雲回國，留下李富春負責與蘇方談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