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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在1949年11月13日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起草了《製止物價猛漲》的緊急指示。（比奇中文網首發www.biqi.me）
陳雲指出：
（物價猛漲）根本原因在紙幣發行的大量增加。7月底為2800億元，9月底為8100億元，10月底為1.1萬億元，到今天止為1.6萬億元，發行增加近5倍，致使幣值大跌，物價猛漲。
陳雲還指出，控製物價猛漲，主要要掌握糧食和紗布，一個是吃，一個是穿，“是市場的主要物資，我掌握多少，即是控製市場力量的大小”。“人心亂不亂，在城市中心是糧食，在農村主要靠棉布”。
陳雲在《製止物價猛漲》中製定了這樣的策略：
對於投機商人，應在此次行動中給以適當教訓。為此：
（甲）目前搶購風盛時，我應乘機將冷貨呆貨拋給投機商，但不要給其主要物資。
（乙）等到收縮銀根、物價平穩，商人吐出主要物資時，我應乘機買進。
由於陳雲采取了這一係列控製物價的措施，物價這匹烈馬終於被馴服了。一連12年的惡性通貨膨脹，終於自1950年3月起，被製止了。
據統計，全國批發物價指數，以1950年3月為100，到1951年12月回落為96.6，到1952年12月則為90.6。
這樣，在陳雲的領導下，結束了國民黨政權留下的長達10多年的惡性通貨膨脹。物價平穩，民心也就隨之穩定了。
毛澤東很讚賞陳雲為製服物價飛漲所作出的貢獻，指出“這一勝利的意義不亞於淮海戰役”。
毛澤東此言，可以說是對陳雲極高的評價。
確實，隨著戰爭的勝利，工作的重心從軍事轉移到了經濟。淮海戰役是“打天下”的一場大勝利，而製服物價飛漲則是“坐天下”的一場大勝利。
據薄一波回憶，當時他向毛澤東主席彙報工作時，說到陳雲主持中財委工作很得力，多謀善斷。毛澤東聽了，沒有說話，順手拿起筆來，在一張紙上寫了一個“能”字。
細心的薄一波問道：“你寫的這個‘能’字，是不是指諸葛亮在《前出師表》裏敘述劉備誇獎向寵的用語‘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
毛澤東點頭。
上海的資本家們曾經認為，中共在軍事方麵有才能可打100分；在政治方麵由於統一戰線工作做得很好，可打80分；在經濟方麵中共缺乏人才，隻能打0分。
然而，當這些上海的資本家們得知，中共居然擁有陳雲這樣的經濟奇才時，不得不佩服地稱讚他是“共產黨的財經專家”。
由於中共中央書記處“五大書記”之一的任弼時高血壓症日益嚴重，突然中風，不能理事，作為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的陳雲，於1950年6月經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決定，代理因病休養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的工作。
任弼時原本是“五大書記”中最年輕的一位。由於中風嚴重，腦出血量太大，於1950年10月27日逝世，時年46歲。
任弼時去世後，1950年10月，比任弼時年輕1歲的陳雲，升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這樣，陳雲便成為“五大書記”之一，而且是“五大書記”中最年輕的一個。
毛、劉、周、朱、陳，成了當時中共的最高領導核心：
毛澤東主管全麵工作；
劉少奇主管黨務；
周恩來主管政府及外交；
朱德主管軍事；
陳雲主管財經。
陳雲曾這麼說及自己當時的工作狀況：
我那個時候身體還好，除上午、下午有事外，經常是晚上8點鍾到周總理那裏，12點鍾到毛主席那裏，也忙啊。
1950年12月，於若木在北京生下次子。這一回，又輪到陳雲取名了。由於陳雲已給長子取名“元”，也就給次子相對應取名“方”。
於若木說，也真巧，銅錢外圓（元）內方，恰恰是經濟工作的象征，而陳雲正是主持中國的財經工作。曾有很多人問陳雲，他給兩個兒子取名時，是否有這層意思？其實，雖然陳雲是在1944年調任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但是當時並沒有意識到從此就“定位”在財經領導工作崗位上。長子是在1945年出生的，當時，陳雲隻是按電報韻目給長子命名，與後來擔當的工作純屬巧合罷了。
更巧的是，長子長大後，竟然也從事財經工作，以至擔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的職務。
有趣的是，陳雲在“文革”中被“下放”到江西南昌。當時，“上麵”要陳雲改名，陳雲就臨時取了個名字叫“陳元方”——用兩個兒子的名字組成。他風趣地對別人說：“還好，我沒有改姓！”
要求部下“一毛不拔”
陳雲深知自己肩上挑著一擔“炸藥”，萬萬不可疏忽。他沒有上過財經學校，他的最高學曆是小學畢業，所以非常注意學習和調查研究。
據曾在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工作的楊波回憶，在1950年，陳雲忽然要他到北京圖書館去查閱抗戰前的《大公報》《益世報》。因為陳雲記得，當時這些報紙上每天刊登棉布、棉紗、糧食、棉花的價格。陳雲要楊波抄下這些價格，並對工農業產品價格之間的剪刀差作出統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