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女同學，叫郭明秋（原名郭桂英），是女一中的學生會主席。後來，於若木才知道，在北平女一中，中共很活躍，郭明秋是中共地下黨員。周小舟跟郭明秋很熟，向她介紹了於若木的進步傾向。這樣，郭明秋就把於若木列為發展入黨的對象。郭明秋把許多“禁書”——進步書籍——悄悄借給於若木閱讀。於若木讀了《辯證唯物論》《曆史唯物論》《1925～1927中國大革命史》等書籍。
不久，郭明秋給了於若木一大遝以“華北武裝自衛會”（宋慶齡為會長）名義印發的傳單，要她散發。於若木在下課之後，走街串巷，分發了這些宣傳品。這樣，於若木開始參加在中共地下黨組織領導下的一些活動。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領導下，北平爆發了震撼全國的學生愛國抗日示威遊行，亦即“一二九”運動。郭明秋任全國學聯主席，於若木也參加了這一運動。
在“一二九”運動後，於若木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她記得，入團儀式是在北平地安門什刹海北岸她大哥家裏舉行的。
不久，為了便於團結廣大青年抗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改為有著廣泛群眾性意義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於若木擔任北平第一女子中學“民先隊”分隊隊長。在1936年，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時，代表民先隊上級組織與於若木保持經常聯係的是李踐為，他當時是北平商學院的學生。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之後，平津吃緊，於若木和大批南下的學生一起，來到濟南。
中共聯係人喬彬（解放後曾任廣西商業廳廳長）也到了濟南，來到於若木家，跟於若木商議前往延安。於是，於若木決定和妹妹於陸琳一起前往延安。
當時，於若木隻有18歲，而於陸琳隻有16歲！
最初，隻是於若木向父親提出，要去參加抗日工作，父親同意了。父親讓於若木到淄博老家去，向母親告別。這時候，於陸琳知道了，就對姐姐說，你怎麼不跟我講？於陸琳向父親提出，要跟姐姐一起走，父親搖頭了。父親說，你們都走了，將來還有沒有人給我們送終？
不過，父親畢竟是開明的，最後，還是同意於陸琳跟姐姐一起走。
於陸琳和姐姐於若木在淄博向母親告別，隻是沒有把真情告訴母親。她倆在淄博老家隻住了一夜，就回到濟南。不過，到了濟南沒有住到家中，生怕父親改變主意，不讓她們出走。她們住到濟南的“平津流亡同學會”，準備啟程。
這時，於陸琳的二哥於道源從北平回到濟南，也住在“平津流亡同學會”，要跟她們一起去延安。
於陸琳記得，父親有一回來到“平津流亡同學會”，找到她們的二哥。她們見到父親來了，趕緊躲了起來。那時父親低著頭走路，沒有發覺她們。
其實，盡管父親舍不得兒女們離開身邊，但他還是深明大義的。後來，父親親自送他們到濟南火車站，直到火車遠去，他還呆呆地站在那裏。
新近在北京集郵市場上所發現的於若木1939年5月28日從延安寫給大哥於道泉的信中，十分真實地講述了於若木帶著妹妹離開山東老家的經過：
大哥：
意外地接到你給我們的信，給我們不少高興和安慰。知道了你的確實的消息，知道被占區的母親哥哥尚在照顧著。
自從前年接到你一封說要參加比國考察的信以後這是接到你的第二封信。這中間很少知道你的消息，因此雖然想到應該寫信給你報告我們的情形，但恐原地址寄不到因此遲遲未寫信。
戰爭改變了一切。戰爭使得培新、紫薇和我三個未經世故的無知的孩子都離開了家。
不，不隻我們，多少比我們更幼小的孩子過著流亡無靠的生活。這裏應當說明我們之四散飄零非你對我們不負責任造成的“罪”，也非“塞翁失馬安知非福”所造成的“福”，而是在民族戰爭大浪潮中造成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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