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若木在信中還寫道：
這裏的生活，除了吃飯穿衣是公家供給外，還發幾塊錢的津貼。
你問我們要什麼書籍？我們不需要什麼書籍，我對你有這樣一個希望：希望你送陳雲同誌一支鋼筆，因為他沒有。不過，這個希望是在你能力所及的條件下，就是你的債還完以後與寄回家裏錢以後有剩餘的時候（如果關稅太重或郵寄不便時也請勿寄）。
於若木隻是希望大哥送一支鋼筆給陳雲。作為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陳雲，在當時連一支鋼筆都沒有，足見延安的生活是何等的艱苦！
陳雲的信，寫於1939年5月21日夜。
信的一開頭，陳雲寫道：“昨天接到由甘肅轉來您從倫敦來的信，很高興。”這表明陳雲是在於若木收到哥哥於道泉的信之後，寫這封信的。
在信中，陳雲以2/3的篇幅向於道泉介紹國內的抗日形勢。陳雲寫道：
抗戰的情況大概您在報紙上可以看到，綜起來說，敵國的困難日見增加，前線上的證明，日本兵中新兵的成分大大增加，軍事技術（兵士個人的軍事素養）比前差多了，戰鬥的情緒比前更低些了，但是由於民族的成見，戰爭中還相當頑強。我國的情況，雖然失掉許多大城市和鐵路，但是軍事上說我們的軍隊在抗戰中鍛煉了自己。即使地域上說，失去的還實際上隻是一些點和線，廣大的鄉村，仍是我軍及我們政權統治之下。國內的政治基本上是在進步中，國內能夠在一致抗敵的前提之下繼續團結繼續進步。當然，某些部分的不同見解可以引起一些誤會，但大體說主要方麵還是進步與團結。但雖然如此，直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沒有達到可以有把握地製止敵人繼續前進的那種形勢，但這種形勢不久會到來的。由於日軍越前進越在兵力上地形上所受的限製更大，由於我們的有利的地形與軍事力量之增長，這些都可以使戰爭轉變到不利於日有利於我的局麵。但無論如何，可以斷定抗日戰爭的反攻勝利還須經過相當長期艱苦奮鬥。今後幾年恐怕比目前還要困難些，但是我們深信，我們能夠而且可以勝利渡過困難。所以如果您1940年回國正可以來參加這個曆史決定我國命運的抗戰。
我們盼望著您這一支生力軍來參加，共同奮鬥。
西北的文化運動應該會很快發展的，因為這裏聚集著全國的青年和不少的文化人。他們在不怕困難而苦幹，文化運動努力的中心，都集中國防文學，集中在四個大學“抗戰救國”。這裏有3日刊的報紙和一些其他的出版物，但是如果寄給您的時候，恐怕不能如數收到。我們將試寄一些給您。新文學運動前幾年做過，獲得了成績，但遠沒有普遍，說不上什麼大成績。不過教育事業（指農村中）比我們來此以前，那大有進步，但還須努力，還不滿意。
在說了一大通抗日形勢之後，陳雲才向這位未曾謀麵的大舅子作如下自我介紹：
說了半天，也想介紹一下我自己是怎樣一個人。我是江蘇人，出身貧苦的家庭，5歲時父母均去世，依舅父而生。自高小卒業而後，無力繼續學業，即在上海書店為學徒有7年餘，此後10餘年東奔西走直至如今。前年冬由歐返國，病中與陸華認識，於客歲3月結婚。我們在政治與性情上一切均很合適，惟年齡相差太遠，今年我已35歲。
近閱報載，歐洲風雲甚緊，英倫外交已在開始改變，如果愛好和平的國家能夠聯合一致，則或在暫時可以阻壓迫在目前之戰禍。歐洲華僑甚多，諒在迫切地盼望祖國勝利的消息，我們沒有別的來回答國外僑胞的熱望，隻有更加努力，為驅出日軍而苦幹，為中華民族之最後解放而苦幹。
這幾封從北京集郵市場上發現的彌足珍貴的信件，真實地記錄了陳雲和於若木當時在延安的婚戀情況。
於若木的身世
我看了這幾封信，問起了於若木大哥的情況，問起了於若木的身世。
我問起了她的出生年月，不料由此引出一段“故事”。
於若木說，她於1919年4月15日出生於濟南。
我問，陰曆生日是哪天？她答：三月十二日。
回滬後，我查對了一下《萬年曆》，發現1919年的陰曆三月十二日，應是公曆4月12日。
是不是於若木記錯了呢？我在采訪了她之後，曾寫了一篇專訪，寫好後寄給於若木審閱時，在信中特地問及她所說的生日是否有誤。
1995年7月13日傍晚，我接到於若木從北京打來的電話。她笑著告訴我，她的生日由陰曆“譯”成公曆，確實應是1919年4月12日。可是，她對“4月12日”這個日子不喜歡，所以平常總是說成“4月15日”。
為什麼她不喜歡“4月12日”呢？
因為蔣介石在1927年4月12日發動了“四一二”政變！
她祖籍山東省淄博縣葛家莊，在她出生之前，她家已遷往濟南“七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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