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同誌見了電報，對此事很重視。等何穆夫妻來到延安後，陳雲同誌親自接待，與他們兩人談了話，安排他們繼續從事自己的本職工作。何穆到了中央醫院，搞外科工作；陳學昭去了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從事寫作。在生活上，也對他們采取了優待政策。但是，那時延安生活條件很差，就是優待，也比他們在重慶差得多。他們兩人又都是江浙一帶人，生活習慣上和陝北差距還是很大的。
他們剛來時，積極性還是挺高的。陳雲同誌對此很高興，還抽空找他們談談，做些思想工作，鼓勵他們好好幹。可是，不到一年的時間，兩個人在感情上發生了矛盾，互相告狀，鬧著要離婚。陳雲同誌再三給他們做工作，連著兩次找他們談話，勸解他們之間的矛盾。陳雲對他們兩人說，總要湊合一年看看吧？
經過做工作，兩人不提離婚了，但感到生活不習慣，他們要求回重慶去，實際上還是感情矛盾沒有解決好。陳雲同誌又找他們談話，希望他們留下來工作。並說：“你們兩人來了，我們歡迎，如果一定要走，我們也歡送。你們出去以後有什麼困難，願意回來，我們隨時歡迎。”陳雲同誌和他們談這番話時，我就在旁邊聽著，我心裏挺受感動的，認為陳雲同誌真正是大將風度，話說得入情入理。
1939年8月10日，陳雲、李富春同誌給中央書記處寫了一封信，信中講：“何穆又提出來要出去休養，我們與之談了三次無結果。他提出的問題是：（一）無醫生；（二）醫生工作的適當條件。而最近原因大概是由於恩來同誌手臂未弄好給以刺激。我倆談無結果，提出：（一）允許暫時出去給以任務（請醫生、買器具，弄一個好醫院）；（二）書記處有位同誌與之談或可留下，不出去。”此信經洛甫、尚昆同誌簽名閱過，尚昆同誌還提出“請恩來同誌談一次”，周恩來同誌也簽了名。從此信中可看出我們黨的組織和領導同誌幫助他倆的誠心。
他們堅持要走，陳雲同誌就介紹他們回到重慶。爾後，他倆慢慢恢複了感情，和好了。1941年，我還沒有調離中央組織部時，兩人又一塊兒回到了延安。陳雲同誌還是同他們談話，歡迎他們回來，並依照諾言再次給他們安排了工作。陳雲同誌以自己的耐心幫助、教育，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對知識分子的信任、熱情、關懷。這件事，使廣大知識分子很受教育，成為知識分子之間流傳的佳話。廣大知識分子通過這件事，看到了我們黨對待知識分子是真心誠意的，堅定了他們為革命多做工作的決心。何穆和陳學昭更是如此，他們終生為革命做出了優異成績。何穆上前方了，他在戰爭環境中受到鍛煉，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技術上都有很大進步，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前夕，擔任過白求恩醫院院長，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任衛生部顧問。陳學昭一生從事寫作，解放後曾為浙江省文聯的負責人。
批評了“大明星”藍蘋
在陳雲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時，所遇到的種種“複雜”人物之中，便有一位來自上海的女明星。
此人在上海時，藝名叫做“藍蘋”。1937年8月，她從上海來到延安，改名“江青”，意即“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這“藍”，便是藍蘋之“藍”。
江青，雖說當時不過24歲，卻確實是個“複雜”的人物：她不僅已經有過3次婚姻，有過3個前夫，即黃敬、唐納、章泯（如果把她在山東時的“小丈夫”裴明倫算進去，該是有過4次婚姻），而且加入過中國共產黨，中間又失去組織關係，來延安時並無正式的中國共產黨組織關係……
江青於1933年2月在山東青島經當時中共青島市委宣傳部部長黃敬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後，1933年8月，因黃敬突然被捕，她倉促逃往上海，從此失去了中國共產黨組織關係。
江青在上海，加入左翼教育團體“晨更”工學團，做小學教員。“晨更”工學團的負責人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徐明清。
據徐明清告訴筆者，她在上海曾介紹江青加入了共青團。
又據孫達生（當時化名宋介農）告訴筆者，在上海，左翼教育聯盟的中共黨團組織曾準備批準江青重新入黨，由他出麵與江青作了兩次談話。準備要作第三次談話，並正式通知江青入黨，江青卻在此時被捕入獄，也就沒有重新入黨……
江青一到延安，便要求恢複她的中國共產黨黨籍。這不能不說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不過，江青到延安時，陳雲尚在新疆，還沒有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江青的黨籍問題，是由當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郭潛（後改名郭華倫，筆名陳然，在台灣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任副主任）負責處理。
這時，江青的入黨介紹人黃敬已抵達陝北，為江青提供了黨籍證明；另外，徐明清也已來到延安，證明曾介紹江青加入共青團。這樣，郭潛經過兩個月的審查，確認江青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於是，江青進入延安的中共中央黨校學習，編入第12班。
江青是在從中共中央黨校要求調入魯迅藝術學院（當時簡稱“魯藝”）時，去找陳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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