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同誌見了電報,對此事很重視。等何穆夫妻來到延安後,陳雲同誌親自接待,與他們兩人談了話,安排他們繼續從事自己的本職工作。何穆到了中央醫院,搞外科工作;陳學昭去了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從事寫作。在生活上,也對他們采取了優待政策。但是,那時延安生活條件很差,就是優待,也比他們在重慶差得多。他們兩人又都是江浙一帶人,生活習慣上和陝北差距還是很大的。
他們剛來時,積極性還是挺高的。陳雲同誌對此很高興,還抽空找他們談談,做些思想工作,鼓勵他們好好幹。可是,不到一年的時間,兩個人在感情上發生了矛盾,互相告狀,鬧著要離婚。陳雲同誌再三給他們做工作,連著兩次找他們談話,勸解他們之間的矛盾。陳雲對他們兩人說,總要湊合一年看看吧?
經過做工作,兩人不提離婚了,但感到生活不習慣,他們要求回重慶去,實際上還是感情矛盾沒有解決好。陳雲同誌又找他們談話,希望他們留下來工作。並說:“你們兩人來了,我們歡迎,如果一定要走,我們也歡送。你們出去以後有什麼困難,願意回來,我們隨時歡迎。”陳雲同誌和他們談這番話時,我就在旁邊聽著,我心裏挺受感動的,認為陳雲同誌真正是大將風度,話說得入情入理。
1939年8月10日,陳雲、李富春同誌給中央書記處寫了一封信,信中講:“何穆又提出來要出去休養,我們與之談了三次無結果。他提出的問題是:(一)無醫生;(二)醫生工作的適當條件。而最近原因大概是由於恩來同誌手臂未弄好給以刺激。我倆談無結果,提出:(一)允許暫時出去給以任務(請醫生、買器具,弄一個好醫院);(二)書記處有位同誌與之談或可留下,不出去。”此信經洛甫、尚昆同誌簽名閱過,尚昆同誌還提出“請恩來同誌談一次”,周恩來同誌也簽了名。從此信中可看出我們黨的組織和領導同誌幫助他倆的誠心。
他們堅持要走,陳雲同誌就介紹他們回到重慶。爾後,他倆慢慢恢複了感情,和好了。1941年,我還沒有調離中央組織部時,兩人又一塊兒回到了延安。陳雲同誌還是同他們談話,歡迎他們回來,並依照諾言再次給他們安排了工作。陳雲同誌以自己的耐心幫助、教育,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對知識分子的信任、熱情、關懷。這件事,使廣大知識分子很受教育,成為知識分子之間流傳的佳話。廣大知識分子通過這件事,看到了我們黨對待知識分子是真心誠意的,堅定了他們為革命多做工作的決心。何穆和陳學昭更是如此,他們終生為革命做出了優異成績。何穆上前方了,他在戰爭環境中受到鍛煉,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技術上都有很大進步,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前夕,擔任過白求恩醫院院長,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任衛生部顧問。陳學昭一生從事寫作,解放後曾為浙江省文聯的負責人。
批評了“大明星”藍蘋
在陳雲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時,所遇到的種種“複雜”人物之中,便有一位來自上海的女明星。
此人在上海時,藝名叫做“藍蘋”。1937年8月,她從上海來到延安,改名“江青”,意即“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這“藍”,便是藍蘋之“藍”。
江青,雖說當時不過24歲,卻確實是個“複雜”的人物:她不僅已經有過3次婚姻,有過3個前夫,即黃敬、唐納、章泯(如果把她在山東時的“小丈夫”裴明倫算進去,該是有過4次婚姻),而且加入過中國共產黨,中間又失去組織關係,來延安時並無正式的中國共產黨組織關係……
江青於1933年2月在山東青島經當時中共青島市委宣傳部部長黃敬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後,1933年8月,因黃敬突然被捕,她倉促逃往上海,從此失去了中國共產黨組織關係。
江青在上海,加入左翼教育團體“晨更”工學團,做小學教員。“晨更”工學團的負責人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徐明清。
據徐明清告訴筆者,她在上海曾介紹江青加入了共青團。
又據孫達生(當時化名宋介農)告訴筆者,在上海,左翼教育聯盟的中共黨團組織曾準備批準江青重新入黨,由他出麵與江青作了兩次談話。準備要作第三次談話,並正式通知江青入黨,江青卻在此時被捕入獄,也就沒有重新入黨……
江青一到延安,便要求恢複她的中國共產黨黨籍。這不能不說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不過,江青到延安時,陳雲尚在新疆,還沒有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江青的黨籍問題,是由當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郭潛(後改名郭華倫,筆名陳然,在台灣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任副主任)負責處理。
這時,江青的入黨介紹人黃敬已抵達陝北,為江青提供了黨籍證明;另外,徐明清也已來到延安,證明曾介紹江青加入共青團。這樣,郭潛經過兩個月的審查,確認江青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於是,江青進入延安的中共中央黨校學習,編入第12班。
江青是在從中共中央黨校要求調入魯迅藝術學院(當時簡稱“魯藝”)時,去找陳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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