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走了五六天，順利地過了一關又一關，陳雲一行來到了成都。
成都風聲甚緊，這是因為蔣介石正坐鎮成都，親自指揮圍剿紅軍。蔣介石從1935年3月2日入川，在四川坐鎮150多天，發誓要全殲紅軍於四川。就在陳雲到達成都的前幾天——1935年6月14日——蔣介石還在成都發布命令，在四川正式實行保甲製，提出“編組保甲，清查戶口”，以“追堵”紅軍於長征途中。
進入成都時，陳雲為了減小目標，與席懋昭、陳梁分頭活動。
陳雲單獨前往聯絡點——美豐銀行——找到董事胡公著先生，出示了劉伯承的一封親筆信。胡公著先生乃是劉伯承好友，當即招待陳雲住下。
陳雲還交給胡公著先生一張文稿，請他派人於次日早上把文稿送至春熙路中段31號的《新新新聞》報館刊登。文稿上《廖家駿啟事》是事先擬好的：
家駿此次來省，路上遺失牙質圖章一個，文為“廖家駿印”。特此登報，聲明作廢。
這是陳雲與周恩來約好的聯絡暗號，倘若在《新新新聞》上看見《廖家駿啟事》，就表明陳雲已經順利抵達成都。
陳雲不敢在成都久留，住了一晚，便與席懋昭、陳梁在約定的地點會合，結伴從成都乘長途汽車前往重慶。
在重慶，陳雲這位做藥材生意的“收賬先生”真的來到一家藥鋪，向店主出示劉伯承的一封親筆信，立即受到了店主的熱情接待。原來，這位店主就是劉伯承的弟弟。
劉伯承弟弟家是在重慶較場口附近的大戶人家，那裏叫“十八梯坎”——也就是18層台階的意思。陳雲一行在劉伯承弟弟家得到很好的休息。
幾天之後，劉伯承弟弟為陳雲買到從重慶到上海的船票。陳雲在朝天門碼頭與席懋昭、陳梁告別，隻身東去上海。
陳雲在席懋昭、陳梁的護送下，居然長驅700多公裏，穿過國民黨軍隊的重重包圍圈，從蔣介石的眼皮底下，安然前往上海……
席懋昭護送陳雲出川，過程也頗為曲折，四川峨眉電影製片廠就是根據這一內容，改編成了電視連續劇《陳雲出川》。
在上海重逢潘漢年
一路風險，陳雲於1935年6月底到達上海。
據當年從無錫趕往上海掩護陳雲的孫詩圃回憶，陳雲到了上海之後，住進了上海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新永安路新永安旅館，那裏離蘇州河不遠。
上海籠罩在白色恐怖的氣氛之中。陳雲一時沒有與地下黨取得聯係，因為他翻閱報紙，發現公開聲明脫黨的叛徒名單中有70多人認識自己。
據陳雲之子陳元回憶，當時陳雲曾經被國民黨特務認出：
當時蘇州河上有十幾座橋，每座橋頭都有國民黨特務，很多都是叛徒，認識他，而且很多地方都掛著通緝他的像。那一次，他不幸碰見一個特務，立即對特務說，我警告你，如果你敢揭發我，共產黨饒不了你，早晚一天要找你算賬！陳雲做那麼多年地下工作，特別能掌握叛徒的心理。果然那個特務被嚇住了，把帽子往下一壓，一扭頭，就裝作沒看見過去了。
陳雲打電話給當時擔任上海浙江實業銀行副總經理的章乃器，請章乃器轉告章秋陽，約他見麵。
章乃器這人，曾兩次名震中國：一是1936年11月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領袖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沙千裏、史良等一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成了轟動全國的“七君子”事件的當事人之一；二是在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成為“反右派運動”的重點批判對象。
其實，章乃器和中國共產黨有著密切關係，並曾給了中國共產黨許多幫助。
據《七君子傳》載：
早在1927年“四·一二”大屠殺期間，中共地下黨領導人楊賢江在武漢活動，經常有款項彙給上海的同學鄭文利。鄭托章乃器經手存入浙江實業銀行。有次楊彙來6000元巨款，國民黨當局跟蹤追查，章乃器得到消息，迅速將存款轉移，結清賬戶。國民黨查到銀行，一無所獲。黨的經費安然無恙，鄭文利亦避免了一場災禍。
又據路易·艾黎回憶，他曾經手把一筆中國共產黨的經費帶到上海，交給宋慶齡，湊足1萬元，由章乃器以銀行的名義彙給了在西安的中國共產黨地下黨負責人劉鼎。這筆錢，後來被劉鼎派了很重要的用場。
章乃器的三弟章秋陽，又名章鬱庵，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曾和陳雲一起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與陳雲頗熟。
章秋陽離開商務印書館之後，從事地下工作，公開身份則是上海證券交易所經紀人。他曾多次把從蘇區運來的金銀換成鈔票，作為中共經費使用。
陳雲通過章乃器，與章秋陽聯係上了。
於是，章秋陽立即把陳雲從上海新永安旅館轉移到上海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路）358弄尚賢坊21號。
當時，在無錫以新監書記員為公開身份的孫詩圃，奉中共組織之命來到上海，和章秋陽接上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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