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劉曉回憶，陳雲是和潘漢年一起去上海的。
但是，有人作了仔細考證，證明陳雲和潘漢年是分頭去上海的。
實際上，潘漢年和陳雲確實是分頭出發的，陳雲是在潘漢年動身後才啟程的。
就是在瀘定橋會議後，陳雲奉命伺機離開長征的隊伍，這時潘漢年早已出發。陳雲是在紅軍到達懋功雪山腳下的靈關殿後，離開紅軍，前往上海的。
“收賬先生”的艱險曆程
從長征途中前往上海，頗為危險，也頗為艱難。當年，陳雲從上海通過秘密交通線進入江西“蘇區”，差一點落入敵軍包圍圈；現在，又要冒一次很大的風險。陳雲對四川人生地不熟，而且他有濃重的上海口音，在四川隻要一開口，就會被知道是外地人……
此行必須輕裝。臨行前，陳雲把有關的文件整理後，裝在一個箱子裏，交給組織。他的那份關於遵義會議的傳達提綱，很可能是此時放入箱子的。後來這些文件被作為重要檔案，轉運到了蘇聯。
據陳雲秘書朱佳木告訴筆者，陳雲是由一位名叫席懋昭的中共地下黨員護送的。朱佳木說，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他在整理陳雲的文件時，發現一份席懋昭寫的自傳。席懋昭在四川天全縣當過小學校長，他在自傳中寫及護送陳雲出川。
席懋昭又名席哲明、席克進，是朱德的同鄉，1912年出生於四川儀隴縣觀音鄉。1930年在儀隴中學讀書時，席懋昭因領導學生運動被捕，在押解途中脫險。1931年席懋昭入保寧高中，次年秋在成都天府中學讀書，1933年春在成都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10月黨組織遭到破壞，叛徒出賣了席懋昭，他按上級指示轉移到了滎經縣，後來又轉到天全縣，依靠他在川軍24軍5旅28團1營任營長的長兄席倫的關係，被天全縣長委派到靈關殿小學任校長，他的妻子賀伯瓊（也是中共地下黨員）則擔任教導主任。有了這樣的公開身份做掩護，席懋昭在天全縣與二音院（觀音寺）主任教員、中共地下黨員魏守端取得了聯係，開展地下工作。
1935年6月6日晚，席懋昭帶領遊擊隊在天全縣城附近迎接紅軍，並帶領紅軍先遣隊1軍2師4團避開敵人重兵把守的大路，抄小路經十八道水、苦蒿坪直抵靈關殿鎮。從此一連6天，紅軍源源不斷從靈關殿鎮經過，向寶興進發。席懋昭和魏守端帶領紅軍戰士打開了地主的糧倉，把糧食分給鄉親。
6月12日，紅軍先遣部隊勝利翻越了夾金山。就在紅軍的中央縱隊即將從靈關殿鎮啟程趕往夾金山時，席懋昭接到中央縱隊兩名紅軍指揮員交給的重要任務，要他護送陳雲出川。
當時，陳雲就住在靈關殿小學。當席懋昭來到陳雲住處，一位名叫陳梁的中共地下黨員也來到這裏。陳梁是四川冕寧縣中共沙壩黨支部負責人，紅軍經過冕寧時，他隨紅軍北上，來到了天全縣靈關殿鎮，奉命與席懋昭一起護送陳雲出川。
為了對付沿途的盤查，當時席懋昭、陳梁與陳雲一起商量，陳雲的“身份”有兩種：通常說成“小學教員”，因為席懋昭是小學校長，容易掩護陳雲；有時也可以把陳雲說成是到川西的做藥材生意的“收賬先生”，化名“廖家駿”。陳雲的算盤打得飛快，熟悉“收賬先生”的“業務”。考慮到大批國民黨軍隊正在追擊紅軍，他們商定避開大路，走山路，繞道滎經，再折回雅安，到達成都，再從成都前往重慶。席懋昭在滎經縣工作過，對那一帶很熟悉。
為了確保陳雲能夠順利“過關”，中央縱隊紅軍的指揮員根據席懋昭的建議略施妙計，以給陳雲一道“護身符”。
當天，陳雲一行在細雨中離開靈關殿小學，踏上征途。就在他們走出靈關殿鎮不遠的地方，忽然有一個滿身是泥水的30多歲的男子急急忙忙從後麵追了上來。席懋昭認得此人，大聲喊道：“局座，怎麼落得這個樣子？”
此人正是席懋昭的頂頭上司、天全縣教育局長熊某人。他作為國民黨官員，在紅軍攻下天全縣城時被抓。這天，他從縣城被押解到靈關殿鎮，紅軍“一不小心”，被他逃脫——逃脫的時間，恰恰是在席懋昭等剛剛離開靈關殿鎮的時候。熊某人的家在滎經縣，他是滎經縣的地主，紅軍料定他會從靈關殿鎮逃往滎經縣，在山路上與席懋昭等“不期而遇”。
席懋昭向熊局長介紹陳梁說，是他冕寧的遠房親戚。接著又介紹了“收賬先生”，說是做藥材生意的商人（席懋昭隨機應變，由於熊某人是天全縣教育局長，倘若把陳雲說成小學教員，容易“露餡”），他們都是為了躲避“梅老二”（當地國民黨方麵對紅軍的代稱），結夥從山路逃往滎經縣的。
那位熊局長信以為真，也就跟他們三人同行。一路上遇見民團設置的哨卡，見到熊局長，民團一邊點頭哈腰，一邊連查都不查就放行了。
翌日，陳雲一行順利到達滎經縣城，這天恰巧是陳雲30歲生日。陳雲出生於1905年6月13日，當天正是他的“而立之年”。
畢竟是“患難之交”，熊局長熱情地邀請陳雲一行到他家做客。盛情難卻，陳雲等在他家住了一晚，畢竟重任在身，不敢久留，第二天一早就朝雅安進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