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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席遵義會議後不久，在紅軍隊伍中便不見了陳雲的蹤影。（比奇中文網首發www.biqi.me）有人說，陳雲失蹤了。也有人說，陳雲犧牲了。
其實，陳雲是奉中共中央之命，擔負重要任務，秘密離開了紅軍，前往上海……
毛澤東委以重任
在出席遵義會議後不久，在紅軍隊伍中便不見了陳雲的蹤影。
有人說，陳雲失蹤了。
也有人說，陳雲犧牲了。
其實，陳雲是奉中共中央之命，擔負重要任務，秘密離開了紅軍，前往上海……
當時，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嚴重破壞。
當博古、張聞天、陳雲在1933年1月從上海到江西中央蘇區之後，在上海成立了以康生、盧福坦、李竹聲為領導人的中共上海中央局。但是，由於盧福坦不久被捕、叛變，康生則於1933年6月赴蘇聯，而李竹聲後來又於1936年6月26日晚在上海馬立斯新村被捕，不久叛變。中共上海中央局隻得改由盛忠亮任書記。
此後，中共上海中央局又幾次遭到破壞，到了1935年夏，幾乎停止了工作。
李維漢曾回憶道：
有一次，我路過博古、洛甫（筆者注：即張聞天）的房間，無意中聽到博古對洛甫說：“上海完了。”（原注：指上海黨組織被破壞完了）我猛聽到這句話非常吃驚。
中共中央決定派人到上海去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則是向共產國際彙報遵義會議的情況。
原本中共上海局是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聯係的通道，由於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破壞，中共中央失去了和共產國際的聯係。由於這一聯係中斷，所以中國共產黨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所召開的遵義會議，事先未向共產國際請示，事後又未向共產國際報告，而這一會議又事關重大，改換了中國共產黨領袖，改變了黨的路線。在當時，中國共產黨仍屬共產國際領導，按照組織關係，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之下的中國支部，因此以毛澤東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急於派人向共產國際彙報。
顯然，這樣的彙報必須通過上海，因為上海有共產國際派駐的秘密代表……
最初，中共中央決定派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兼地方工作部部長潘漢年前往上海。
那是在1935年2月28日，就在紅軍第二次打下遵義的時候，潘漢年重入遵義，在街頭忽然接到通知，說是洛甫有要事找他。洛甫也就是張聞天，當時任中共中央總負責。
潘漢年趕緊到張聞天那裏，才知中央決定派他去上海，去尋找上海地下黨，尋找共產國際在上海的代表。潘漢年理所當然是最合適的人選。跟19路軍談判，跟粵軍陳濟棠談判，點將都點到他頭上。他靈活機智，富有地下工作的經驗。
潘漢年出發前，張聞天找他談話，對他說：“中央研究決定，讓你到白區去，在上海長期埋伏，並設法打通和共產國際的關係。我們現在和共產國際的聯係電台早已中斷了。你知道，我們同共產國際的聯係是至關重要的。你如在上海聯係不上，就得設法到莫斯科去。總之，應當盡快地和共產國際打通聯絡線，向共產國際報告遵義會議的結果以及紅軍的情況。”
潘漢年後來曾對李一氓說起自己前往白區的經過：
貴州一帶，那時盛產鴉片。貴州軍閥王家烈的部隊，便以“雙槍兵”而聞名。所謂“雙槍”，除了一支步槍，還有一支“煙槍”。於是，潘漢年便先讓紅軍抓了個鴉片販子，跟他關在一起。然後，他“救”那鴉片販子，一起逃出監獄。他化名“楊濤”，混在一群鴉片販子之中，到達貴州省會貴陽……
又據李維漢回憶，在紅軍第二次打下遵義時，一位名叫林青的當地人前來找他，經過談話，知道對方是當地的中共地下黨員。由此，作為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兼紅軍總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長的李維漢，跟貴州當地的中共地下組織有了聯係。李維漢讓潘漢年到了貴陽後，找到中共貴州工委委員秦天真。秦天真又指派中共地下黨員藍雲臧，護送潘漢年由貴陽經廣西到達香港，再由香港來到上海……
不過，潘漢年不是遵義會議的代表，他並不了解遵義會議的情況。要向共產國際彙報遵義會議的情況，中共中央顯然需要派出比潘漢年級別更高的代表，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常委。在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陳雲、博古這五常委之中，毛、張、周無法離開紅軍，博古是在遵義會議上遭到批判的對象，顯然不合適，唯有陳雲去上海是最恰當的人選。陳雲在遵義會議上明確支持毛澤東，所以毛澤東派陳雲去向共產國際彙報遵義會議，完全信得過。再說陳雲是上海人，本來就在上海工作，熟悉那裏情況，何況那時陳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分工負責白區工作的，所以去上海的中央代表非陳雲莫屬。
派陳雲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上海，是在1935年5月29日紅軍奪取瀘定橋當天晚上召開的會議上決定的。由於處於行軍之中，這次會議並沒有留下文字記錄，在中共黨史、軍史、長征史和中國現代史上，都沒有記載。但據陳雲1985年2月回憶，參加此次會議的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和陳雲等人。會議主要做出了兩項決定：關於紅軍的前進線路，紅軍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線，避開人口稠密地區，與在岷江流域一帶活動的紅四方麵軍會合；再者就是派陳雲到上海恢複黨在白區的組織，並與共產國際取得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