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利義輝與足利義時的關係不太融洽也不是秘密，自京都騷動以來幕府衰退的趨勢越發明顯，關東公方的影響力卻隨著奧州合戰的階段性勝利節節攀升，這一反一正一降一升的對比就讓部分武士很不開心，京都事敗的責任也被歸咎於足利義時支持不利，重重因素累加過來使得足利義輝與足利義時的關係越發惡化。
大館晴光隱退到大津城養老，伊勢貞孝的遺子伊勢貞良向政所執事發起強有力的挑戰，攝津晴門這個將軍扶立的新執事的權威不斷下降，細川輝經、一色藤長、三淵藤英、仁木義政、畠山尚誠等譜代家臣對關東公方保有很深的成見，幕府內部的聲音裏對關東的製衡遠遠大於倚重。
這不是個好消息，幕府不友好的態度讓關東足利家有些無所適從，足利義輝身居従一位右大臣在朝廷裏有相當大的發言權，他選擇對足利義時進行壓製而非倚重，就給近衛前久、中院通為一係的公卿帶來很不利的影響。
近衛前久提出晉升足利義時従二位的動議，被二條晴良與足利義輝聯手否決，據說足利義輝與近衛前久的關係也在逐漸疏遠，私下與幕臣交談時後悔給足利義時關東公方的名份，可以想象這話通過忍者眾傳到足利義時的耳邊會是怎樣一種心情。
服部保長不是幕臣，他不覺得有必要為幕府公方的安危負責，二條禦所安全與否要看幕府廟堂之上袞袞諸公的職責，不是他這種一文不名的低級武士的責任，幕府沒給他一份恩賞又何必給他賣命，服部保長的態度恰恰代表整個關東武家集體所釋放的意誌。
即便強勢如足利義時也必須接受家臣團集體的訴求，關東武士尤其是經曆過早年戰爭的三河武士、越後武士對幕府公方的意見非常大，為幕府出生入死得不到認可和恩賞，還要指指點點對他們在關東的行動說三道四，那幫廢柴幕臣打不過三好家，就怪罪關東公方支持不利讓幕府丟人丟份，這混蛋邏輯不知讓多少關東武士翻白眼。
要知道這個時代是不相信眼淚的，也不存在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說法，匹夫都要為興亡負責，豈不是暗示堂上諸公無才無德屍位素餐，有多少能力就要承擔多少責任，身居高位推卸責任是要被恥笑的。
……
近江國滋賀郡大津城坐落於琵琶湖最南端，這裏風光秀美景色宜人是文人雅士駐足之地，西園寺公朝、花山院家輔等當朝公卿機會每一季都會來此小住幾日，十幾年的苦心經營收獲的不僅僅是一座花園城市，更是一張良好信譽堆積起來的金字招牌。
近江國的富庶無須在於阪本的商業發達不讓堺町，堅田的手工業繁盛聚集大量町人，以及大津這個宜居城市的新名牌，就好比提到畿內總會想到京都的繁華，堺町的活力，大津的城市名片就是宜居。
試想有一座毗鄰宗教聖地延曆寺、園城寺、西教寺等天台宗名刹，又距離距離京都、阪本隻有咫尺之遙，乘坐遊船不到半日即可來往京都的花園城市，會對許多向往畿內生活的人們產生多大的吸引力，所謂近江三城是琵琶湖上三顆明珠的說法便由此得來。
大館晴光隱居在大津町裏，同樣均居於此的還有久世右大臣久我晴通，這一天來自堺町的茶人千利休、今井宗久、津田宗及到町內訪問，在大館晴光的屋敷裏召開一場小型茶會，參與會茶會者大約二三十人，出身來自三教九流，卻都有一手非凡的本領。
比如同被喻為醫聖的堺町世代醫官世家，撰寫《醫心方》三十卷，因為醫治正親町天皇而得天皇一字下賜的，従三位宮內大輔半井瑞策，編纂《花論二十箇條》的堺町花道聖手文阿彌，堺町第一家造出堺筒的橘屋又三郞，曾一度流落到琉球國，受到琉球國王尚真厚待的著名樂師杵屋喜音談話，以及薪屋三二，譽田屋宗宅、竹倉屋紹滴等文化人齊聚一堂。
堺町的茶道宗師非比尋常，不似足利義時認為的那般附庸風雅，他們品茶講究恬淡自然，居於半密閉的茶室插花一束，煮水一釜便可，隻是此次茶會並非三兩人居於密室，難免要變通一下規矩。
津田宗及撫掌歎道：“珠光祖師曾言，茶之一道最忌自我主心與我執，見能者妒之見後於已者則蔑之，此事不可有也，見能者近之驚佩其才見後於己者則須鼎力協之，吾深以為然也！”
半井瑞策點頭說道：“茶道以天地中和之氣為本，乃治世安邦之風俗，今人皆以其為邀客會友之媒，飲食之樂口腹之欲且盡茶室之美，集珍器之品誇己巧妙嘲人愚笨，皆非茶道之本意。”
今井宗久笑道：“先師紹鷗常言道，築小室於竹陰樹下，貯泉水植草木掛釜置炭，插生花備茶具，移山川自然之水石於一室，賞四季風花雪月感草木盛衰，以禮待客聽釜中鬆風颯颯，而忘世間憂慮雜念，一勺流出涓涓渭水洗盡心中塵埃，真乃人間仙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