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事關決策的會議進行過多次。嚴助、朱買臣等人都在決策過程中，對丞相和其他重臣的提議進行駁議後使其被否決。
河東太守以造假的出土“周鼎”，取寵於武帝，武帝信以為真，心花怒放，也是吾丘壽王揭穿了造假者的底。
讓權力之間互相監督、製約是完全必要的。當然，漢武帝的目的是集權。但他在用人去製約人，用文士之“口”製約丞相之“手”的做法，確實成功地抑製了一些人膨脹的權力欲，同時使丞相的決策更符合實際。這一點是應予肯定的，因為，在同一體製內部，過分膨脹的、不受製約的權力終不是一件好事，曆代很多奸相的事實就說明了這一點！
2．感情投資最豐厚，讓人心甘情願地為自己賣命
講究情義是人性的一大弱點，中國人尤其如此。“生當隕首，死當結草”、“女為悅己者容，士為知己者死”，無一不是“感情效應”的結果。厚黑之人大都深知其中的奧妙，不失時機地付出感情投資，對駕馭部下往往能收到異乎尋常的效果。
韓非子在講到馭臣之術時，隻說到賞、罰兩個方麵，這自然是最主要的手段，但卻很不夠，有時兩句動情的話語、幾滴傷心的眼淚往往比高官厚祿更能打動人。因此，感情投資可謂一本萬利，是一種最為高明的統治術。
有許多身居高位的大人物，會記得隻見過一兩次麵的下屬的名字，在電梯上或門口遇見時，點頭微笑之餘，叫出下屬的名字，會令下屬受寵若驚。
富有人情味的上司必能獲得下屬的衷心擁戴。
吳起是戰國時期著名的軍事家，他在擔任魏軍統帥時，與士卒同甘共苦，深受下層士兵的擁戴。當然，吳起這樣做的目的是要讓士兵在戰場上為他賣命，多打勝仗。他的戰功大了，爵祿自然也就高了。“一將功成萬骨枯”啊！
有一次，一個士兵身上長了個膿瘡，作為一軍統帥的吳起，竟然親自用嘴為士兵吸吮膿血，全軍上下無不感動，而這個士兵的母親得知這個消息時卻哭了。有人奇怪地問道：“你的兒子不過是小小的兵卒，將軍親自為他吸膿血，你為什麼反倒哭呢？你兒子能得到將軍的厚愛，這是你家的福分哪！”這位母親哭著說：“這哪裏是愛我的兒子呀，分明是讓我兒子為他賣命。想當初吳將軍也曾為孩子的父親吸膿血，結果打仗時，他父親格外賣力，衝鋒在前，最終戰死沙場；現在他又這樣對待我的兒子，看來這孩子也活不長了！”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有了這樣“愛兵如子”的統帥，部下能不盡心竭力、效命疆場嗎？
吳起絕不是一個通人情、重感情的人，他為了謀取功名，背井離鄉，母親死了，他也不還鄉安葬；他本來娶了齊國的女子為妻，為了能當上魯國統帥，竟殺死了自己的妻子，以消除魯國國君的懷疑。所以史書說他是個殘忍之人。可就是這麼一個人，對士兵卻關懷備至，像吸吮膿血的事，父子之間都很難做到，他卻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幹，難道他真的是獨獨鍾情於士兵，視兵如子嗎？自然不是，他這麼做的唯一目的是要讓士兵在戰場上為他賣命。這倒真應了那一句名言：“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
3．黑而無形，管人管心還要管人的思想
厚黑學認為，管人的關鍵是管心，一個國家的思想主要出自知識分子階層，管住了他們就等於管住了國家的“心髒”。
心亂則國亂，心定則國安。縱觀曆朝曆代，最先謀反的就是知識分子，最想有所作為的也是知識分子。雖然最後改朝換代的人都是武將，但“禍根”一般是知識分子種下的。
明朝建立後，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逐漸顯露，除了統治階級內部淮西集團和非淮西集團的黨爭，文人與新朝的矛盾也是很突出的。朱元璋在多年的征戰生涯中深知知識分子的厲害，他最怕文人攪亂社會，發表對新朝不利的言論。
朱元璋稱帝之後，在地主階級文人中，有少數文人儒士對由紅巾軍發跡的朱元璋抱有敵意，對這位“和尚天子”也看不起，他們拒絕與新王朝合作。於是謝絕新王朝的征召，朱元璋對這些不肯合作的封建文人毫不客氣，需要時一個詔令就把他們叫過來，不幹也不行，你不來，就是對聖朝抱有敵意。
例如：洪武初年，朱元璋召見元朝最後一位衍聖公，孔子第五十五代孫孔克堅入京朝見。孔克堅因為有病，沒有立即赴京，而是派他的兒子孔希學代自己入京，先行朝見朱元璋。朱元璋馬上想到孔克堅是瞧不起自己布衣出身，於是又派人送去一封親筆諭旨，指出：“我雖是庶民出身，但古人由布衣平民稱帝的前有漢高祖，你憑什麼看不起我？”又指出，孔克堅無病裝病，不入京朝見，是怠慢無禮。諭旨一到，孔克堅嚇壞了，哪裏還敢停留，立即動身進京朝見。
但是，朱元璋把文人儒士叫過來之後又不重用。
危素曾做過元朝的參知政事，禮部尚書，主持過宋、遼、金史的編修。明軍攻占了元大都後，危素曾經跳井以殉元朝，被僧人救起沒有死成。後來，明太祖朱元璋授予他翰林侍講學士，弘文館學士，曾經讓危素為自己撰寫《皇陵碑》，朱元璋看後不滿意，棄而不用，自己親自撰寫。朱元璋對這位頗有才華的老儒始終不太信任，心裏總不忘他是元朝舊臣，多次貶低甚至侮辱。有一次，朱元璋正在東閣，危素也來到東閣，朱元璋故意問：“來者何人？”
危素忙答：“老臣危素。”
朱元璋嫌他自稱老臣，遂嘲笑他說：“我隻道是文天祥來了。”
危素聽皇上這樣說，知道是怪罪他不忠於故朝，趕忙跪在地上叩頭不止。
還有一次在朝會上，朱元璋讓人牽來一頭據說是元順帝時的會舞蹈的大象助興，誰知大象卻臥倒不起，實在是掃興，朱元璋下令將此象殺了，接著他又讓人製作了兩塊木牌，一塊上寫“危不如象”，另一塊寫上“素不如象”，掛在危素的兩肩上，以此羞辱危素。後來，禦史王著等人上奏攻擊危素，說他是亡國之臣，不宜在皇上左右擔任侍從之臣；朱元璋就把危素發放到和州為元朝忠臣餘闕守廟。危素又愧又悔，不到一年就抑鬱而死。
有的文人見朱元璋這樣對待文人儒士，於是謝絕新朝的征召，堅決不為官。朱元璋可不管你那麼多，召你來了，非做官不可！當時，這樣的被迫為官的儒士大有人在，如當時的名士秦裕伯，他曾避戰亂居於上海，兩次征召他，他拒而不出。朱元璋生氣地寫信警告他說：“海濱的百姓好鬥，你裕伯乃智謀之士，居此地而堅守不出，恐有後悔。”裕伯看信後，感到形勢嚴重，不做官不行了，隻好入朝為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