錫保把謝、陸二人的活動，秘密報告雍正，也把二人的著作繳了上來。雍正讀了，勃然大怒。結果，謝濟世罰當苦工，陸生楠斬首。
其實，讓下屬相互監督這種方法早在漢代就有了，隻不過那時的做法與清朝不同。
漢初，許多跟劉邦打天下的元老重臣都因其勞苦功高頗受倚重。漢初幾代皇帝依然依靠他們安邦治國，尤其對丞相更是優禮尊隆、授予全權，任其處理各種軍政大事。丞相的職權地位扶搖直上，國家大事不經丞相讚同，就無法決定。連皇帝詔書，若沒有丞相附署，就不合法，而丞相也有“不肯平署”、“封還詔書”的權力。可以說，丞相集決策、司法、行政大權於一身，幾乎與皇帝分權而治。
這對於要建立絕對權威，使時代深深打下自己烙印、雄心萬丈的劉徹來說是急於要改變的狀況。
為了扭轉這種局麵，他決定強化君權，削奪本不該屬於丞相的那部分權力。
他不再任外戚為相。也一改過去從侯爵中選相的慣例，而是先拜相，後封侯，丞相拜相時不是侯爵，也就不存在自恃高貴之心，對皇帝的重用自然感激涕零，便完全匍匐於皇權之下，與此同時，漢武帝對丞相嚴加督責，使丞相不敢淩駕朝廷之上。更厲害的一手是，漢武帝擴充內臣，在正規的朝廷係統之外，創設自己的決策班底，以丞相為首的官僚們變成了隻是處理行政事務的機構。為了鉗製丞相等重臣的權力，漢武帝還想出了一個製衡的辦法，那就是借文人之口來牽製權臣之手。
他召用原屬諸郎宮中的文學之士，如枚皋、司馬相如、嚴助、東方朔、朱買臣、吾丘壽王等人，充任自己的幕僚，委以重權，參與謀劃軍國大事，對朝政，他們也可以參與辯論。這樣一來，一方麵確實減少了決策的失誤，同時又限製了相權。
有一天，丞相公孫弘向武帝建議：“十個賊若拉滿了弓，一百個衙役也難近前。如果禁止百姓攜帶弓箭，將有利於社會治安的維護。”漢武帝召開禦前會議來討論這個問題。
雖然，公孫弘的出發點是為了維護社會的安定。但吾丘壽王第一個站出來反對。
他說：“古人製造各種武器，並不是用來互相殘殺，而是用來鎮壓凶暴、製止邪惡的。秦王朝吞並天下，把所有的武器全部銷毀。結果呢，人民使用犁耙、鋤頭、馬鞭、木棒等互相攻擊，犯法的更多，賊盜難以撲滅，終於釀成天下大亂。所以聖明的君主應主動推廣禮義教化，而不是消極地去禁止，因為消極地禁止毫無用處。《禮儀》說：‘男孩誕生，用桑木弓、蓬草箭，向天和地，以及東南西北，各射一次，宣告周知。’而且‘大射’的規矩，從天子到平民，三代以來始終如此，並未見什麼變更。我還聽說聖明君主的教化，文武合一，沒有聽說過禁止弓箭。且禁止的原因，是因為強盜匪徒可以用它來搶劫。搶劫之事，罪該當死，但迄今無法根絕，那些罪大惡極之徒，對於法律的重刑，並不在乎。恐怕邪惡的人攜帶弓箭，衙役無法禁止，而善良的人用弓箭保護自己，反而抵觸法令，實際上這是鼓勵盜賊匪徒行凶，剝奪人民的自衛工具。我以為不能禁止。”
錫保把謝、陸二人的活動，秘密報告雍正，也把二人的著作繳了上來。雍正讀了，勃然大怒。結果，謝濟世罰當苦工，陸生楠斬首。
其實，讓下屬相互監督這種方法早在漢代就有了，隻不過那時的做法與清朝不同。
漢初，許多跟劉邦打天下的元老重臣都因其勞苦功高頗受倚重。漢初幾代皇帝依然依靠他們安邦治國，尤其對丞相更是優禮尊隆、授予全權，任其處理各種軍政大事。丞相的職權地位扶搖直上，國家大事不經丞相讚同，就無法決定。連皇帝詔書，若沒有丞相附署，就不合法，而丞相也有“不肯平署”、“封還詔書”的權力。可以說，丞相集決策、司法、行政大權於一身，幾乎與皇帝分權而治。
這對於要建立絕對權威，使時代深深打下自己烙印、雄心萬丈的劉徹來說是急於要改變的狀況。
為了扭轉這種局麵，他決定強化君權，削奪本不該屬於丞相的那部分權力。
他不再任外戚為相。也一改過去從侯爵中選相的慣例，而是先拜相，後封侯，丞相拜相時不是侯爵，也就不存在自恃高貴之心，對皇帝的重用自然感激涕零，便完全匍匐於皇權之下，與此同時，漢武帝對丞相嚴加督責，使丞相不敢淩駕朝廷之上。更厲害的一手是，漢武帝擴充內臣，在正規的朝廷係統之外，創設自己的決策班底，以丞相為首的官僚們變成了隻是處理行政事務的機構。為了鉗製丞相等重臣的權力，漢武帝還想出了一個製衡的辦法，那就是借文人之口來牽製權臣之手。
他召用原屬諸郎宮中的文學之士，如枚皋、司馬相如、嚴助、東方朔、朱買臣、吾丘壽王等人，充任自己的幕僚，委以重權，參與謀劃軍國大事，對朝政，他們也可以參與辯論。這樣一來，一方麵確實減少了決策的失誤，同時又限製了相權。
有一天，丞相公孫弘向武帝建議：“十個賊若拉滿了弓，一百個衙役也難近前。如果禁止百姓攜帶弓箭，將有利於社會治安的維護。”漢武帝召開禦前會議來討論這個問題。
雖然，公孫弘的出發點是為了維護社會的安定。但吾丘壽王第一個站出來反對。
他說：“古人製造各種武器，並不是用來互相殘殺，而是用來鎮壓凶暴、製止邪惡的。秦王朝吞並天下，把所有的武器全部銷毀。結果呢，人民使用犁耙、鋤頭、馬鞭、木棒等互相攻擊，犯法的更多，賊盜難以撲滅，終於釀成天下大亂。所以聖明的君主應主動推廣禮義教化，而不是消極地去禁止，因為消極地禁止毫無用處。《禮儀》說：‘男孩誕生，用桑木弓、蓬草箭，向天和地，以及東南西北，各射一次，宣告周知。’而且‘大射’的規矩，從天子到平民，三代以來始終如此，並未見什麼變更。我還聽說聖明君主的教化，文武合一，沒有聽說過禁止弓箭。且禁止的原因，是因為強盜匪徒可以用它來搶劫。搶劫之事，罪該當死，但迄今無法根絕，那些罪大惡極之徒，對於法律的重刑，並不在乎。恐怕邪惡的人攜帶弓箭，衙役無法禁止，而善良的人用弓箭保護自己，反而抵觸法令，實際上這是鼓勵盜賊匪徒行凶，剝奪人民的自衛工具。我以為不能禁止。”
吾丘壽王不同意禁和堵，而主張導和疏。分析了禁的利弊得失，合理合情，又援引了秦國的例子，頗具說服力。公孫弘無言以對，隻好作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