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梁又道：“更何況軍中另有法度，若是以民法治軍則失之嚴；以軍法治民則過於苛。比如軍中火銃不修、刀槍鏽蝕，都是要入刑的罪過，如何與民間相通？難道農民鋤頭鏽了，也抓起來打一頓？”
李明睿擰了擰眉頭，也覺得軍法在某些條例上是民法所無，有些則比民法嚴苛，但關鍵在於自家人難斷自家事，比如馮先奇，在軍事法庭就被判定“無罪”。
若是放在大理寺判，肯定要定他個殺戮無辜的罪名！
他卻沒想過，徐梁一心一意要讓士卒有尊嚴、知榮辱，怎麼可能再讓文官淩駕於武官之上？那些正一二品的武將，見了五六品的文官都要下跪，這樣變態的社會誰還肯拋頭顱、灑熱血地保家衛國！
“再說馮先奇的案子，我倒覺得判的不錯。”徐梁頓了頓：“張家口尚未光複，處置一些從賊的奸細也是理所當然。如果那裏有法司，馮先奇自然不能妄為。然而既然是他攻下的敵占區，肅清奸細、剿滅敵寇，也是本分。莫要糾結於此了。”
李明睿嘴唇翕張，正要辯解，徐梁突然又道：“對了，親親相隱之製議得如何了？”
李明睿隻得無奈地被皇帝岔開話題：“我部所議：在五服之內，皆當隱匿；五服之外，唯有師生可隱匿。”
孔子所謂：“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從唐律起，“親親得相隱匿”就正式成為了重要的司法原則，寫在法律之中。在後世看起來是“窩藏罪”的罪行，在禮法社會卻是理所當然的“直”。
如果兒子告發父親，還可能承擔比父親本罪更重的罪。比如父親偷盜，判徒一年；若是兒子告發，則有悖人倫，要判流放三千裏充軍。
在明律中，自然也有相關規定，但司法實踐中卻有些模糊。比如漢宣帝時候，卑幼首匿尊長不負刑事責任；尊長首匿卑幼，死刑以外的不負刑事責任。唐律中也有謀反、謀大逆、謀叛等十惡重罪不得適用“親親相隱”之條。
“五服相隱是否太廣了些？”徐梁問道。
這裏的五服指的五等喪服，也是區別親屬關係遠近的標識。最重的是斬衰，用最粗的生麻製布做成，斷處外露不緝邊，表示毫不修飾以盡哀痛，服期三年，為至親所服。其次有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依次減等，代表親戚關係漸漸淡化。也就是說，在如今這個時代，同五世祖的親屬喪期，還要穿素服、以尺布纏頭，但到了同六世祖的親戚，便無服了。
故《禮記。大傳》雲：“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
這些放在文案裏說明，往往看得讓人頭疼，然而真的碰上事情，百姓卻都十分清楚，而且若有人穿錯了服，還會被鄰裏鄉親嘲笑。李明睿采用“五服”論，也是借助這種深厚的風俗傳統，輕鬆地解決了民法中關於近親屬、利害相關人等定義。
“其中另有分別，臣當撰文以進。”李明睿隻是大致道：“死罪隻在齊衰以內，十惡之罪隻在斬衰。親屬之間犯罪，以卑幼犯尊長者，不得用為相隱；其他為近親可隱，為遠親不得隱。”
“造反都可以隱匿不罪？”徐梁一皺眉。
“十惡之罪若是檢舉，可以減免主犯罪等；相為隱匿則不為罪。”李明睿道：“蓋因天倫不壓人倫之故。”
父母與子女是天倫，君臣隻是人倫，在明人眼中，唐律給十惡大罪開出的後門補丁純粹是以人倫犯天倫，屬於非禮。
徐梁沒有多爭執，道：“株連之法可以廢，但財產問題如何處置？”
親親隱匿的結果就是株連、夷族這類的酷法全麵取消。徐梁不在意少殺那麼幾個人，關鍵問題在於犯罪財產如何充公。像李三才那樣，一方麵自己當清官罵皇帝，一方麵他兒子聚斂百萬家財，徐梁是無論如何不舍得放過這種人的。
“若是分家析產，則各自為判；若是並無分家，則為視其私產。”李明睿聲音漸低，顯然有些缺乏底氣。
“某人犯罪，該當罰金三千兩。若是其父尚在，其何來家產當罰？”徐梁問道。
直係尊長在世，子女不可能有名下財產，最多就是例銀存下的私房錢。如果子女在父母在世時敢說分家析產，直接就被官府治罪了，都不用父母告他們忤逆。
李明睿的問題就在這裏，如果不株連，罰金刑的執行力度就有很大的漏洞。
“我給你出個主意，你們回去議以議。”徐梁道：“民商法裏有無限連帶責任，若是引入斬衰之例，則何如。”
徐梁在整理記錄自己初高中數理化知識的時候，總是覺得自己在啃最硬的骨頭，一直安慰自己：隻要把這輛重車推上軌道，日後的吏治整頓和法治改革就要輕鬆得多。
然而真正整頓吏治的時候，卻發現自己能做的已經很少了，除了完善考成法、合理分配工作任務、增加官吏人數、推進基層控製、培養良好的工作習慣之外，再難有本質性的改進。明朝官吏甚至連集體辦公都已經有了，而且還是源自魏晉的製度，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全是淚。
等到終於占據了大半個中國的實際控製權，加強了基層控製力度，可以嚐試法治改革，以更適合發展型國家的需求修訂大明律法……徐梁卻發現，別看自己當過警察，對於律法相對比較了解，能做的也非常少。
法律看似是國家專政力量，是統治階級的巨錘，但拋開表象看本質，它卻是被文化傳統、社會環境、人文思想、曆史沉澱、經濟基礎，甚至宗教禮儀等等所有上層建築所決定的一個小馬仔。
比如親親得相隱匿，難道徐梁不希望全國人民隻把他當神，連父母妻兒都可以大義滅親地告發、劃清界限？然而這樣做會得到一個什麼樣的社會？隻能得到一個喪失了基本人倫的社會！
連自己的至親都信不過靠不住，還怎麼與外人交往？
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底線，一旦泯滅了道德，全部用法律來代替，那就隻能逼迫全社會的人都成為罪犯。而國家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警力來維護法律的尊嚴，最終結果就是立法很細致，執法很粗糙。最後全民心安理得地犯法，法律也失去了公平正義可言。
徐梁記得另一個時空中的確有過這樣的現實，結果卻是幾代人為之埋單，華夏傳統幾乎斷絕。如果要這樣做，跟韃虜入主中原又有何區別？
既然人倫要維護，宗法社會的基礎不能打破。大明律裏許多看似落後的糟粕也就無法剔除。徐梁真正能夠做到的，就隻有一個方麵：更多地訂立部門法，將民商、刑事分離，有條件地製定訴訟法，同時拆掉“民告官”的門檻，為日後行政複議和行政法做些鋪墊。
民商法中，主要是對如今商業習慣進行法條形式的確認。在大明這個近乎畸形的經濟體中，合夥、分紅、東主、掌櫃已經十分成熟，除了習慣詞彙有些差異。幾乎可以完全套用後世《公司法》中的絕大部分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