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德茹斯基也是如此，他一直稱他的專職黑人廚師為“考伯先生”，這使他感到自己的重要。他曾15次周遊美國，為全國廣大熱烈的聽眾演奏。每次他乘專車旅行，都由同一廚師為他預備午夜餐，在音樂會結束後吃。在那些年中，貝德茹斯基從未用美國普通的稱呼，叫他“喬治”。他一直傳統地稱他為“考伯先生”，而考伯先生也喜歡別人這樣稱呼他。
人們極重視他們的名字，因而他們竭力設法使之延續，即使犧牲也在所不惜。
200年前，富人常以金錢來換得作家將書獻給他們。
圖書館、博物館的豐富藏書，常由一些不願自己的姓名日後被人遺忘者處得來，如：紐約公共圖書館有愛斯德與李諾克斯的藏書，京都博物館永留著愛德門與馬根的名字。幾乎每座教堂都點綴著彩色玻璃窗，紀念捐贈人的姓名。
多數人不記得姓名，隻因為他們沒有下必要的功夫與精力把姓名牢記在心。他們給自己找借口：他們太忙。
但他們大概不會比羅斯福更忙，羅斯福甚至對所接觸的機械師的名字也用功夫去記憶追想。克萊斯勒汽車公司為羅斯福先生製造了一輛特別汽車，張伯倫及一位機械師將此車送交至白宮。張伯倫有一封敘述事情經過的信：“我教羅斯福總統如何駕駛一輛裝有許多特別裝置的汽車，而他教我許多關於處理人際關係的藝術。”也就是方圓做人，圓滿做事的藝術。
張伯倫先生寫道：
當我到白宮訪問的時候總統非常愉快，他呼我的名字，使我感到非常安適，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對我要說明及告訴他的事項真切注意。這輛車設計完美，能完全用手駕駛，羅斯福對圍觀的那群人說：“我想這車極奇妙，你隻要按一下開關，即可開動，你可不費力地駕駛它。我以為這車極好——我不懂它是如何運轉的。我真願意有時間將它拆開，看看它是如何發動的。”
當羅斯福的許多朋友及同仁對這輛車表示羨慕時，他當著他們的麵說：“張伯倫先生，我真感謝你，感謝你設計這車所費的時間精力。這是一件傑出的工程!”他讚賞輻射器、特別反光鏡、鍾、特別照射燈、椅墊的式樣、駕駛座位的位置和衣箱內有不同標記的特別衣框。換言之，他注意每件細微的事情，他了解這些有關我的情況是費了許多心思的。他特別注意將這些設備使羅斯福夫人、勞工部長及他的秘書波金女士注意。他甚至還對老黑人侍者說：“喬治，你特別要好好地照顧這些衣箱。”
當駕駛課程完畢之後，總統轉向我說：“好了，張伯倫先生，我想我該回去工作了。”
我帶了一位機械師到白宮去，他被介紹給羅斯福。他沒有同總統談話，而羅斯福隻聽到他的名字一次。他是一個怕羞的人，避在後麵。但在離開我們以前，總統找尋這位機械師，與他握手，呼他名字，並謝謝他到華盛頓來。他的致謝絕非草率，確是一種真誠，我能感覺得到。回到紐約數天之後，我接到羅斯福總統親筆簽名的照片，並附有簡短的致謝信，再對我給他的幫忙表示感激。他如何有時間這樣做真令我感到奇妙無比!
羅斯福知道一種最簡單、最明顯、最重要的獲得好感的辦法，那就是記住他人的姓名，使他人感覺重要，但我們中有多少人這樣做呢?
很多時候，我們被介紹給一位陌生人，談幾分鍾，在臨別的時候，連那人姓什麼都不記得。
一個政治學家的第一課就是：“想起選舉人的姓名是從政之才，忘記就是湮沒。”
記憶姓名的能力在事業與交際上的重要性，同在政治上差不多同等重要。
法國皇帝拿破侖三世，即偉大的拿破侖的侄子，曾自誇說，雖然他公務很忙，他能記住每個所見過的人的姓名。
他采用的是何種方法呢?其實很簡單。如果他沒有聽清楚姓名，他就說：“對不起，我沒有聽清姓名。”如果是一個不常見的姓名，他就說，“告訴我是如何拚的?”
在談話中，他費心地將姓名反複記憶數次，並在腦海中將姓名與這人的麵孔、神色及其他外觀聯係起來。
如果這人很重要，拿破侖就更費事了。在他獨處的時候，即刻將這人的姓名寫在一張紙上，注意觀看，牢記在心，然後就將紙撕破。這樣，他看到的印象與聽到的印象就完全一樣了。
所有這些事都費工夫，但愛默生說：“好禮貌是由小的犧牲換來的。”
所以，如果你要他人喜歡你，那就應該記住他人的姓名，它是語言當中最甜蜜最重要的聲音，是方圓做人的最基本的方法。
在我們的周圍不難發現，有的人人緣很好，無論做什麼事都有人照應，讓人感到這世界充滿愛。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人緣的形成也要靠日積累，隻有平時廣播人緣的種子，才能收獲好人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