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要比單純的發放救濟，又或者單純從地方役使民力，都要好得多，見效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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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大越立朝一百七十年以來，在黃河下遊一直都沒有實際的征募數以萬計、十數萬民夫去修築大堤，約束其在河北平原上的流向，但也不是完全沒有相應的意圖或設想。
大越立朝之初，由三司修造案掌管水政，之後又獨設河渠司繼之，永熙年間設都水監治理水利，還設立疏浚黃河司等專門的機構，除了保障黃河中遊河道的治理，但同時對下遊的水文地理都有詳細的資源留存。
而滑州、魏州等地，位於黃河中遊往下遊過渡區域，其土質鬆軟，水患頻發，卻又因為屬於大越注定重視的重鎮藩屏之地，是必定重視水患治理的地方，朝堂也是在這些地方積累了大量的治理黃河的經驗。
汴梁淪陷後，陳居卿、王仲元等一批熟悉河務的官員成功南逃，迄今乃在中樞都水監及工部任事。
因此錢擇瑞、劉獻等人前往河北、齊魯行省出領製置安撫使、轉運使等職、執掌地方權柄之後，司空府很快就專門設立新的疏浚黃河務司，調工部郎中王仲元等官吏主持，協同河北、齊魯兩省先著手進行滑州、魏州及鄆州、曹州境內的黃河大堤修築事宜。
其時南接潁水、北接汴河的蔡河已經完成修繕，河道複通，從八月下旬、黃河中下遊汛情有所減弱之後，上百萬石糧食等物資就源源不斷的經潁水、蔡河北上，然後經黃河運抵滑州、魏州、鄆州、曹州等地。
除了司空府直接征派的兩萬輜兵外，河北、齊魯行省還從當地征募十萬青壯民夫，入秋之後就率先啟動滑州、魏州、鄆州、曹州境內的黃河大堤修築，同時對下遊進行地質勘測，確定新的河道，以便在明後年初步修成下遊入海大堤。
黃河下遊水道固定下來之後，源出太行山東麓，經河北平原入海的漳水、易水、拒馬河等河道也要進行疏浚治理，才能令河北水患得到根本性的治理。
紹隆十二年秋冬，位於丹水上遊的武關故道也著手進行大規模的修繕拓寬。
武關道又名商山路，最初乃是春秋時期秦楚兩國出於相互爭奪的需求，利用秦嶺北側的灞水河穀與秦嶺南側的丹水河穀連接開辟而成。
漢唐定都關中，武關道作為帝都連接荊襄地區的國道，一直都備受重視；卻是大越立朝定都汴梁，武關道的地位才被削弱。
徐懷既然決意定都襄陽，武關道作為襄陽及南陽連接關中的要津，比繞經河洛走崤函故道進入關中要近上千裏的路程，自然也就提升到與鄭泌大道、泌鄂大道同等的地位上。
又由於陝州、潼關境內的黃河流段礁石密布、水流湍急，不利行舟，唯有進一步拓寬、修繕武關道，才能源源不斷的將糧秣布鐵等物資大規模輸入關中，支持關中地區的休生養息，支持秦鳳、靈武、朔方行營對外征戰，更加刻不容緩。
紹隆十二年秋，為拓寬、修繕武關道，一次就征派十萬輜兵。
武關道的修繕標準，也是提高到承受五十石重載馬車通過的水準。
這也注定原有的那些過於狹窄、險僻的路段，要麼就要大規模鑿石開山，要麼就要開辟新的碎石路，還要架設數十座大小鐵橋，工程量自是巨大。
當然，這是必須要做的事情。
關中地區在曆經前朝末年長達上百年的戰爭破壞，人口稀寥、環境惡化，迄至到今日，農耕生產都遠遠沒能恢複。
而今時河中、河洛等地也受到戰爭大規模的破壞，即便經過一定時間的休生養息，農耕生產也隻能滿足地方治理所需。
以往大越為保障陝西五路對黨項人的作戰需求，主要從汾水下遊的河中府等地調運糧草，現在就隻能從荊襄等地調運，同時每年所需調運的糧食規模不是三五萬石，也不是三五十萬石，而是三五百萬石打底。
僅憑原先那條橫穿東秦嶺的狹仄險僻的武關道，是遠遠不能滿足如此巨量的運輸需求的。
因此前期即便成立秦鳳、靈武、朔方行營，司空府也是要求各行營以恢複各地的塢寨防禦為主，不主張大規模的軍事進攻，也不具備大規模軍事進攻的條件。
而一條高規模、碎石硬化的武關道，不僅能令每年從荊襄往關中運輸三五百萬石的糧食變成現實，同時運輸成本也將發生難以想象的下降。
以往武關道狹窄險僻，運輸主要依賴人背馬馱，從襄陽到京兆府，兩千匹馱馬輾轉月餘或許能運輸四五千石糧食。
而待新的武關道修成，兩千匹馬組成的重載馬車隊，月餘就能運輸十萬石糧食，運輸效率提升之高，可以說是天壤之別。
而待後續通往秦鳳路境內的秦鳳大道以及通往靈武行營轄域的延州大道修通，不僅將令中樞對邊州的控製能力提升到以往遠遠所不及的水平，同時也能將對河西、河湟、靈武等地的軍事拓張能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不過，新的交通體係，本質不在於重載馬車的發明跟不斷改進，而是新式水輪機的大規模使用，使得築路所需要的天量碎石變得廉價而易得。
就當前階段，其意義甚至不比沈煉倒焰法稍低。
也因為有此為基礎，徐懷才會堅決在新收複地推行行省製，加強地方權柄，而不是切割地方，對地方搞什麼削弱製衡。
除了新收複地推行行省製、休養民生，拓修武關道，諸路兵馬進入秦鳳、靈武、朔方行營恢複塢堡防禦體係之外，紹隆十二年冬，徐懷還通過門下中書省頒布《市舶諭令》，在原有泉州、杭州兩大市舶司的基礎上，新增明州、建鄴、潤州、秀州、廉州等市舶司，加快對外海路貿易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