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呢？你沒再見到她來？”
“你說那個女人？沒來過。沒看到。我也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時，時時刻刻盯著大門。從前，晚上八點就關門了。日本人一來，夜市麵越做越鬧忙，不是跳舞就是賭錢。從前規矩人家先生小姐，怎麼肯半夜歸家？我隻好晚上坐在這裏，吃吃老酒，聽聽無線電。英國大班上船前給我訂過規矩，隻要看好大門，房錢、工錢、水電煤，樓上蔣先生負責。”
大件器物搬上樓，憲兵們又開始往樓上運各色零碎。一疊描金烏漆扁木盒，鐵壺，草編籃裏裝著各種尺寸盤子碟子。
“那天也是晚上？”我問老錢，“是第二次，那女人第二次來也是在晚上？”
“晚上七點多鍾。十點鍾時候我上樓給蔣先生送一封信。看到她在樓梯口提熱水瓶。”
電台裏揚州小調拖著尾音，充滿暗示。一把木柄薄刀掉落在樓梯上，叮叮當當順著梯階往下跳，憲兵捧著木製刀架，無奈地望著它。
“後來更熱鬧。十點多鍾，有個男人來到公寓大門外。穿一件灰色大衣，腰帶收得很緊，手裏抓著帽子。他跑進門廳看一圈，又退出去，站在馬路邊抽煙。”
我笑嘻嘻聽取老錢的最新情報，好像一名風化科巡捕。丁先生說過一句雋語：自從有了電影院，情報裏就多出許多穿風衣戴帽子的特工。當時他正在特工總部閱讀卷宗。
“我一下就猜到他是女人的屋裏廂人，她家先生。”
他見我一時沒反應過來，又解釋說：“那個女人的丈夫。她剛上樓，他就進門，肯定是跟蹤她一路過來。”
“你是說捉奸？”
“我在這幢公寓看了七八年大門。什麼樣人沒見過？男人麵孔陰著，拿根自來火往他身上擦一擦，一定能點著。不是綠帽子先生，會是啥人？半夜三更，一下子跑進兩個陌生麵孔，哪有那麼巧？你說對不對，對不對，馬先生？”
“那麼，捉到沒有？”
“本來以為有場好戲看。我沒開燈，門房間窗戶也關著。我一個人坐在那裏吃老酒，大廳透進來一點點亮光。不需要開燈，替東家省電。老東家在時是那樣，新東家麼——就算做人不漂亮，”他壓低聲音，朝樓上努努嘴，好像蔣存仁正躲在房頂上偷聽，“我呢，也替他打算盤。那樣一來，門廳好像大舞台，燈開得明晃晃。馬先生你曉得麼？我每天都像看戲。我們那位二房東蔣老先生，一看到楊家新婦就口水答答滴，臨出門還要回頭，背後盯牢，看人家屁股一扭一扭上樓梯。”
“既然來捉奸，為什麼站在門口？”
“我也這麼說。沒膽。靠在電線杆上，心神不定，蕩來蕩去像隻遊魂。明明曉得自家老婆在樓上跟別人胡天野地，就是不敢上去敲門。”
“可能不知道敲哪一家門。”我提示他。
“不是男人。”老錢下結論，“說句老實話，連鮑先生算在裏頭，都弄不過那女人。”
“你又知道，自己倒是個老光棍。”我笑話他，順手又遞給他一根煙。
“我怎麼不曉得？”他眨眨眼睛，提出重要證據，“我看見鮑天嘯吃她一記耳光，就在大廳裏，就在我麵前，那還有假？”
“你今天吃過幾杯老酒？講個故事東一榔頭西一棒頭，聽得雲裏霧裏。”
“你性子不要那麼急，馬先生，先吊吊你胃口。”老錢從抽屜摸出自來火，慢吞吞點煙。
“那男人等了一個多鍾頭。夜裏風大天冷，他躲在公寓門洞裏。幸虧半夜三更沒人進出，不然嚇一跳。女人總算下來了。一路奔下樓梯，皮鞋踩在馬賽克拚磚地上，像一匹小母馬。當年我在馬立斯新村替英國大班牽馬——”
“那隻耳光呢？”
“鮑先生追下來。兩個男人一個站在門外，一個追到門口。隻看到那女人掉轉頭，冷冷看著鮑先生。他賠著笑麵孔，女人突然伸出手，啪一記耳光。臨出門，回頭說一句：‘你這個懦夫！’北方口音呢，‘你這個懦夫！’跟先前那男人摟著肩膀上了汽車。”
“對了，上車前那男人又進來，警告鮑先生不許把事情告訴別人。你說說，馬先生，這隻烏龜男人是不是死要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