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荒涼的路還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須在這無花無樹充滿塵土的路上，踩著腳踏車度過他的人生時，心中總是有些遺憾。有一天，當他送完信，心事重重準備回去時，剛好經過了一家花店。“對了，就是這個！”他走進花店，買了一把野花的種子，並且從第二天開始，帶著這些種子撒在往來的路上。就這樣，經過一天、兩天，一個月、兩個月……他始終持續散播著野花種子。
第二年春天，那條已經來回走了20年的荒涼道路，竟開起了許多紅、黃各色的小花。夏天開夏天的花，秋天開秋天的花，四季盛開，永不停歇。種子和花香對村莊裏的人來說，比郵差一輩子送達的任何一封郵件，更令他們開心。
從此以後，有個重要的改變，那就是——再不是充滿塵土而是充滿花瓣的道路上吹著口哨、踩著腳踏車的郵差，不再孤獨，也不再愁苦。
■ 哈佛啟迪 ■
舍得，給自己帶來美麗，也給別人帶來美麗。這個世界，隻要有人種下善的種子，就會開出鮮花，來愉悅我們的心靈，感染我們的心靈。於是，種子不斷傳播，不斷開出更多的鮮花。我們不再寂寞，也不再孤獨。
第128天 一切善舉都是為了“我們”，而不是“我”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51歲的男子澤爾·克拉溫斯基被媒體稱作是“世界上最慷慨的人”。澤爾不僅向慈善機構捐出了自己辛苦掙來的2000萬英鎊家產，從千萬富翁淪為“窮人”，並且還向一名陌生女病人捐出了自己的一隻腎。澤爾的妻子無法忍受丈夫“不可理喻的慷慨行為”，曾一度離他而去。
澤爾曾是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文學係的講師，妻子艾米莉是一名精神病學家，他們有4個孩子。一家人本來過著非常普通的生活，可有一天澤爾辭掉講師職位，開始充當房產經紀人，低價買下學校附近的房子，然後再賣出去賺取差價。澤爾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倒騰的房產從普通公寓變成了商廈、停車場和銷售中心，於是他成了千萬富翁！
雖然有錢了，但澤爾的家人仍然過著儉樸的生活。澤爾一家住在一棟花7萬英鎊在費城郊外購買的一座普通住宅裏；直到發跡，澤爾仍然駕駛著一輛開了20年的豐田車。生活節儉的澤爾更是從來沒帶妻子兒女外出度過假。
在別人眼裏，澤爾過於節儉而不懂得享受生活，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澤爾後來竟把巨額家產幾乎全部捐給了美國各家慈善機構和大學。善良的妻子艾米莉默默同意了丈夫的慈善行為，對於丈夫捐出了屬於她的那一份財產，讓他們一家從千萬富翁家庭重新淪為普通人家庭，她也沒有表示任何反對。
後來艾米莉做夢也沒想到，澤爾竟然還想將自己也捐出去。2003年，澤爾從《華爾街日報》上看到一篇報道稱美國有6萬名病人正在等待腎移植手術，並且每年有近4000人因為無法等到捐贈腎髒而死亡時，澤爾竟然決定捐出自己的一隻腎髒。
於是，澤爾瞞著妻子偷偷來到當地一家醫院，向一名等待緊急腎移植手術的30歲陌生女人捐出了自己的一隻腎。當艾米莉聽說此事時，澤爾已經躺在了手術台上。
艾米莉的容忍走到了盡頭，她一怒之下離開了丈夫，並威脅要離婚。澤爾本來還準備捐出其他一些對自己影響不大的器官，但妻子的離家出走讓他放棄了這一念頭。直到他答應妻子不再實施古怪的器官捐贈計劃後，艾米莉才重新回到丈夫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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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爾·克拉溫斯基是“瘋子”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世上有兩種人，一種人隻為自己活著，另一種人希望別人同自己一起好好地活著。後者的一切善舉都是為了“我們”，而不是“我”，所以什麼都舍得捐出去，並且特別真誠快樂。
第129天 你個人存在價值時，便代表有一定的能力，同時也有了揮灑的舞台
他早年坐過牢，出來後斷然脫離幫派，跑了兩年多的船。1974年，27歲的他返回台灣，準備“河海航行人員特考”，等待放榜的4個月，到報關行當差。3年後，他因緣際會，成了台灣紡織品配額大王；又過10年，投身金融市場的他一躍成為台灣股市四大天王之一。
1977年，他在贏得島內紡織界“配額大王”名聲後，是年結識了中興紡織老板鮑朝枟先生。這位來自江蘇較沈慶京年長38歲的前輩，熱心、講義氣，對朋友、晚輩處處給予鼓勵與幫助的氣度，讓沈慶京相當折服。
“我初闖商場的那些年，鮑伯伯不僅不理會外界對我出身背景的蜚短流長、惡意中傷，對我這個後生晚輩備加關切，更以種種機會鼎力玉成我的事業，直到1989年過世為止。如果沒有他老人家的慧眼發掘，就沒有今天的我，也沒有現在的京華城！”他說。
回想自己從年輕時坐牢到毅然回頭，他說，在工商界艱辛奮鬥將近30年的曆程，覺得還稱不上成就了如何的大事業。但不管如何，卻也坦蕩地表明：一個人在他麵對人生種種困境與挑戰時，一要有不向挫折妥協的決心與努力，二要樂意發揮自己的特長，施展自己的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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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某種意義上說，你學有所成之後，進入社會，尋找工作，就是實現自己的價值的一種途徑。
在文明社會，你個人存在著價值時，便代表你有一定的能力，同時也有了揮灑的舞台，可以展現利人利己的成績。換言之，這代表了“被肯定”，則更多了主動性、主控性和積極性三大精神。
第130天 愛可以改變一個人的一生
殘疾人是社會弱勢中的弱勢，需要人們更多的幫助和關懷。對此，李維漢、胡子昂、季方、華羅庚、趙樸初、黃鼎臣、吳作人、張邦英、黃家駟、吳階平等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和社會知名人士積極倡議，並經國務院批準，於1984年3月15日在北京成立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宗旨和任務是弘揚人道主義，動員社會力量，輔助國家發展殘疾人事業，促進殘疾人平等參與社會生活，共享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成果，宣傳殘疾人事業，呼籲社會理解、尊重、關心、幫助殘疾人，鼓勵殘疾人自尊、自信、自強、自立。
李嘉誠先生為殘疾人事業捐了不少善款。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一經成立，李嘉誠就捐款200萬元港幣；1991年他與屬下集團捐給中國殘疾人聯合會1億港元。1999年李嘉誠在《致汕頭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聯合國際眼科中心成立》的祝詞中寫道：“至今我仍認為，這是多年來捐款中一項最深具意義的事情。”
李嘉誠從不間斷與中國殘聯領導晤談，了解殘疾人狀況，屢屢提及“助無助者”。他說：“人在無助的時候，幫一下，是最有益的。”他的捐款作為“種子錢”，每用1元，帶動各方麵拿出7倍以上的配套資金，用到殘疾人最急需的項目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李嘉誠對中國殘聯領導說：“每一個銅板都是辛辛苦苦得來的，你們使用資金的效益這麼高，令人佩服！你們所做的，是一項高尚的事業。”
李嘉誠與兩個兒子談到，內地殘疾人的困難令他動情，中國殘聯使用捐款的效益令他動心。李嘉誠對複明工作情有獨鍾，他說：“眼居五官之首，是心靈之窗。在殘疾人中，盲人最為困難。”1991年，他特別期望能在5年把內地400多萬白內障患者全部治好。
經過３個月緊張工作，中國殘聯深入調查，精心測算，並與有關部門反複研討，結論是：受組織工作和醫務力量的限製，5年內難以治愈全部白內障患者；況且，盲人隻是殘疾人中的一部分，其他各類殘疾人也亟待救助。當時鑒於中國殘疾人事業剛剛起步，百業待舉，亟須製訂實施一個均衡的、務實的整體計劃，卻苦於缺少資金。為使捐款發揮更大的作用，中國殘聯期望將李嘉誠的捐款作為更多領域發展的啟動資金，成為一粒給各類殘疾人帶來更多利益的大種子。為此，中國殘聯著手草擬《殘疾人事業5年計劃綱要》，並致函李嘉誠先生，希望與他的代表磋商。
李嘉誠委派次子李澤楷來北京，全麵了解內地殘疾人狀況、工作的要點、難點及正在擬定的計劃綱要草案。李澤楷凝神傾聽，仔細閱讀，頻頻點頭。幾天後，李嘉誠致函鄧樸方：“貴會最能了解殘疾人士之需要，所做之決策亦能令殘疾人士無論心理及生理之健康均得到最大之幫助，本人及屬下公司均樂意配合……”
1991年12月29日，國務院正式批準頒發了《中國殘疾人事業“八五”計劃綱要》及與其配套的16個業務領域實施方案，中國殘疾人事業首次有了與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同步的係統發展計劃。李嘉誠選擇其中最急需資金的8個項目投入了他的1億元。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也為此投入了十幾億資金；同時，社會各界熱心關注，踴躍讚助。
李嘉誠播下的這粒種子，在中國大地上結出了豐碩的果實，不僅促進殘疾人事業由小到大、從點到麵，走上係統發展的軌道，而且使眾多殘疾人實實在在地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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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題詞的李嘉誠，在甘肅省殘疾人康複中心一揮而就：“發揚人性中光明與高貴的一麵，為無助者提供無償服務。”同時同地，殘疾人送上他們的禮物——在眾多殘疾人的簽名之上，托出一行大字：“您的愛改變了我們的一生！”
第131天 愛沒有偏見、沒有等級
美國一個叫克拉拉的女人，她原來是醫院的一個護士，內戰爆發後，她十分擔心前線的戰士的安危。她知道戰場上是沒有救護員的，傷員們會被留在戰場上，直到戰爭結束。正因如此，大多數的傷員會由於得不到較好的救護而死在戰場上。
出於對戰士們的同情和愛，克拉拉決心到戰場上去。打定主意後，她買了一輛篷車，配備了一些必要的工具和物品，然後去見將軍。但將軍斷然拒絕了她，因為戰場從來不是女人去的地方。克拉拉毫不灰心，她一次次地去遊說將軍。最後，將軍妥協了，向克拉拉發了一張可以通過封鎖線的通行證。
在整個美國內戰期間，克拉拉為她遇見的每一個傷員提供了幫助。她不停地工作，有一次，她連續為傷員工作了五天五夜。戰士們為她的精神所感動，她的名字漸漸成了軍隊裏愛和感激的代名詞。
戰爭結束後，克拉拉還繼續幫助家屬們尋找那些失散的士兵，這工作做了很長時間。後來，她聽說瑞士人杜南特在建立一個救護戰爭中傷員的組織，便立即去幫助他。當時，杜南特在建立一個有紅十字標誌的組織。他們被允許自由出入戰場，可以幫助所有的士兵，無論其國籍、民族和宗教。後來，克拉拉不但說服了美國政府加入了這個組織，還提出修正紅十字會宗旨的建議，使紅十字會不僅為戰場上的士兵服務，還向全世界所有處於災難中的人們提供幫助。
■ 哈佛啟迪 ■
克拉拉的愛沒有偏見、沒有等級。今天，當我們看到紅十字會那神聖的標誌時，就應該想起克拉拉。正是她那偉大的勇氣、愛和仁慈，使全世界數以萬計的人受到恩惠。
第132天 付出吧，你將成倍地收獲
在德國北方一個小鎮的修鞋店內，有一個用紅白大理石修建的專為非洲捐鞋的“捐鞋台”。幾乎每天捐鞋台上都擺放著各種各樣的鞋，這些鞋看上去都非常幹淨，同新鞋沒什麼兩樣。
震撼著人們內心的是店內正麵牆上掛著的一幅黑白大照片：一個瘦骨嶙峋的黑人躺在雜草叢生的公路旁，兩手抱著流血的雙腳，痛苦萬狀。鞋店店主正是因為看到這張20世紀60年代的照片，改變了自己的人生。他萌生了向非洲捐鞋的想法，於是他辭去了鞋店主管的職務，辦了修鞋店，並修建了捐鞋台。
他說：“看到這張照片時，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在眾人麵前流下了眼淚，那是一個日耳曼男人的眼淚，絕不是輕易流淌的。”
當一個人把目光投向自身之外的人時，他就有可能改變很多人的命運，其中也包括自己的命運。這是一個名叫莫娜·珀迪的美國女人的深刻感悟。
1999年，莫娜·珀迪去危地馬拉的佩滕省參加半程馬拉鬆賽。途中，她注意到路邊有一群小孩子正把腳伸進一種黏糊糊的黑色液體中。她問同伴那是什麼，對方告訴她，這些孩子把柏油塗到腳底板上，他們沒有鞋穿，光腳走路容易劃破皮膚、感染病菌，他們認為柏油能保護雙腳。聽到這裏，莫娜低頭望著自己幾百美元買來的跑鞋，不敢相信竟然還有人在滾燙的碎石上赤腳行走。
莫娜在返程的飛機上，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她想，沒有鞋穿，他們怎麼能像正常兒童一樣玩耍呢？美國人怎麼處理自己淘汰的舊鞋子呢？統統隨手扔掉，而且大部分鞋還很新，尤其是孩子們穿的鞋——他們的腳長得太快，往往鞋還沒有壞就不能穿了。突然，莫娜知道自己該怎麼做了——收集鞋子，然後帶到危地馬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