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不是結論，任何真正的旅行都不會有結論。但是，在向親朋好友們講完種種路上見聞後，會有一聲輕輕的苦笑。
細心的朋友會追問：“還有什麼要說？”
我回答道：“一連講了那麼多地方，一定夾雜著太多的錯，但是即便把所有的錯加起來，也抵不過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對歐洲的了解，遠遠超過歐洲對於中國。”
朋友們紛紛點頭，補充大量他們所知道的例證。
朋友中有一個來自西安的鄧先生。他說一個中國學生在歐洲某個國家留學，有一天新來的教授掃視過教室裏的各國學生，獨獨對他進行了一係列有關中國人的盤問。這位學生艱難地回答了一半顯然被廣泛誤解了的問題，然後說：“另一些問題不是誤解，隨著中國的富強將會逐步解決。”
“那麼，什麼是你們富強的標誌呢？”教授緊追不放。
這個學生突然覺得有點心酸，說：“我不是政府官員，回答不了這麼大的問題，隻想到一個最起碼的標誌，到了那時，中國留學生將不會在教室被單獨挑出來，接受那麼多盤問。”
教授走下講台，拍著這個學生的肩說：“對不起，我隻是不了解。今天了解了一個中國人對自己種族的態度，我向你們致敬。”
朋友中有一個來自上海的鄔先生，他曾與一位年輕工程師到巴黎考察。一次在街上向一位老太太問路，老太太禮貌地指了路，卻又把他們引到街邊掛著的一張世界地圖前，說：“我也有一個問題要請教。”她眯著眼睛找到了中國的方位，又點了點法國的所在，說：“這是你們中國，這是我們法國，隔得那麼遠，我們也有失業，你們都湧到這裏來幹什麼？”
這個問題很不禮貌，鄔先生便回答：“夫人，我們是工程師，接受跨國公司的聘請，一個星期考察完之後就會回去。我們兩人都住在原來上海的法租界，那時候中國與法國也那麼遠，交通哪有現在方便，那麼多法國人湧到那裏去幹什麼？”
在冷戰早已結束以後的今天，我們如果平心靜氣地思考，就會發現產生這種現象的根源，還在於文化的隔膜。
但是，很多歐洲人不同意這種看法，他們認為對中國文化的了解並不少。證據很多，馬可·波羅，利瑪竇，耶穌會傳教士對於中國古代經典的翻譯，尤其是近代以來以巨大的熱情和自己的威名成功地向歐洲推介過中國文明的法國思想巨人伏爾泰和德國思想巨人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也許還應包括現代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此外，他們還會證明，歐洲人在中國古代陶瓷、絲綢、雕塑上的研究水平，甚至對中國各種社會數據的掌握程度，並不落後。
那麼，問題出在哪裏呢？
我希望從文化層麵上來解答，因此曾長久地陷入過苦惱。
終於在歌德那裏獲得了救助。那天我讀他與秘書的談話錄，發現了一件讓我驚異的事情。他本來早已迷醉於那些耶穌會傳教士翻譯的儒家學說，甚至被別人戲稱為“魏瑪的孔夫子”，至少說明他對中國文化並不全然陌生。但是，當他偶爾讀了一個中國的傳奇作品，居然興奮不已，當晚與秘書說了很多話，說終於明白，中國人的情感結構與歐洲人差不多。他甚至由此提出了“世界文學”的主張，成為後世比較文學研究者們的一個重要話題。
當我從朱光潛先生的注釋裏知道了他所讀到的那個中國傳奇作品居然是《風月好逑傳》，驚訝變成了震撼。須知這在中國是一個三流的作品，而他是歌德！不是歌德失眼，而恰恰說明，不管哪一種古代學說都隻是一種普遍化的抽象主張，歌德畢竟厲害，從一個三流作品中抓住了一點點感性的亮光，立即領悟。
那我也就明白，文化隔膜的“死點”在哪裏了。
不在古典學理的譯介，不在陶瓷、絲綢的喜好，也不在社會數據的把握。這些當然都能幫助歐洲人了解中國文化，卻都讓過了中國文化的鮮活靈魂，那就是中國人的群體心理結構所衍生的個體日常情感行為方式。這既是中國文化的曆史積澱，又是中國文化的創造基座。它給中國文化帶來了血色，因此也隨之帶來了恥辱和尊嚴。
要讓歐洲人在這一個層麵上了解中國人和中國文化，責無旁貸的是文學藝術創作，歌德的閱讀經驗已足以說明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