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想法使我投入了一項耗時不短的研究，部分成果是在新加坡一個有關二十一世紀中華文化的演講會上發表的，題為《第四座橋》，即盼望中華文化在通達世界的大業中，除了已經架設的經典學理之橋、民俗技藝之橋和傳媒信息之橋這三座橋梁之外，再共同搭建一座藝術創造之橋，來深層次地展現中國人的心靈情感。我還肯定了二十世紀在這一搭建過程中做出過貢獻的一些人物，分析了中國人在這方麵與諾貝爾文學獎、奧斯卡金像獎的距離和企盼。
與我一起演講的，還有美國哈佛大學的杜維明教授、台灣的經濟學家高希均教授和新加坡的藝術大師陳瑞獻先生。大家都從不同角度發現了中華文明麵臨的機會和問題。聽講者都是從各地趕來的海外華人，那種黑頭發、黃皮膚的宏大聚集，讓人感動。
時間已經過去好幾年，這次在歐洲更加深化了我的思考。我以前的企盼，有很多已快速實現，真讓人歡欣鼓舞。但隨之又看到很多讓人沮喪的現象，一邊是在消除隔膜，一邊又在增加隔膜。
然而無論如何，我們還要進一步做清除隔膜的工作。不管要跨越多少曆史和現實的麻煩。現在已經明白，這種消除和跨越關及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自身更新，就像加入世貿組織是對國內經濟結構的改造。隻是文化並不是像世貿組織那樣有一座明確的大門，進進出出全憑兩方麵的精神感應。歐洲人能從重重阻礙中感受到我們的好意嗎？這是我一路上不願開口卻時時在關注的詢問。
我有很多學生、朋友和讀者已經長久地落戶於歐洲各國，對他們我就開口了。誰知他們平日想得最多的是同一個問題，包括兩個已經遠嫁到歐洲偏僻的角落，生了幾個孩子，從報紙上看到有關報道後與我通了電話的女學生。
她們根據道聽途說，在電話裏問起我在國內的處境。
我說，不管國內處境如何，最讓我心中不平的還是中國人和中國文化在其他文化群落中的不被了解和難於了解。有時，像賭氣一樣，我想對那些過於傲慢的歐洲人說一句：我們中國人做過很多對不起自己人的事，但是幾乎從來沒有對不起外國人。
聽我這麼說，有一位女學生在電話那頭哽咽了。
我不知道她聯想到了什麼，為了緩和氣氛，講了一個剛剛遇到的笑話。
前些天去日內瓦的聯合國歐洲總部，我們幾個站在二樓走廊的窗口找勃朗峰。一位上年紀的官員從身後走過，見我們指指點點，便和藹地停下步來，指著遠處山岔口上一座銀白的山峰說：“這就是勃朗峰，多美，我一見到它就愉快。”
我們向他道謝，然後輪個兒拍照。
正在熱鬧，過來一個黑衣女人，冷冷地說：“也許你們搞錯了，這不是勃朗峰，勃朗峰緊貼在它後麵，現在被雲遮住了。”說完就飄然而去。
我們將信將疑，但幾分鍾之後就知道黑衣女人是對的，因為雲散了。不必懷疑，天下奇景自有另一番氣韻，原先那座銀白山峰隻是它的貼身丫鬟。
那麼，怎麼解釋那位上年紀的官員呢？他居然誤會了幾十年，而且讚歎了幾十年。這還不太奇怪，因為幾乎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大量誤會中。奇怪的是，他一定看到過雲散之後真正的勃朗峰，為什麼熟視無睹？
我的回答是：先入為主的成見，使他把真正的主人，看成了站在背後的奴仆。
而且，遮掩真正高峰的雲霧，也實在太多。
女學生在電話那頭笑了，說：“您的意思，中國是真正的勃朗峰？”
我說：“我感興趣的隻是，這位歐洲總部的上年紀官員，會不會在他的公務中也看錯什麼？處理國際事務的官員尚且如此，一般歐洲人呢？”
但是說到底，我們不怕被看錯。人不同於山，也有自己的眼光，因此與外部世界是一種對視關係。就一種文明而言，隻有失去了生命而成為廢墟，才會單方麵地聽憑別人品頭論足，而中華文明依然活著。
活著也有沉睡的時候，隻要醒來，積極行動，就沒有時間關注周圍的閑言碎語。如果有幸進入一個酣暢的創造時期如漢唐盛世，那麼，即便一時被滿世界誤讀，也不會在乎。怕隻怕，自己的行動不漂亮，還把別人看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