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基礎上，牛僧孺還總結了“禮法兼用”的政治策略。所謂“禮”，簡單來說就是道德輿論，牛僧孺主張首先在全社會範圍內樹立道德模範，同時加強道德教化，讓每個人都能夠生出榮辱觀。應該說，道德對民眾的約束在古代社會是重中之重，很多無良之徒根本不懼國家法律，卻在道德麵前規規矩矩。然而，正因為如此，才讓那些無視道德之徒鑽了空子，既然道德對他們失去了約束力，法律對他們便根本構不成震懾。對此，牛僧孺在加強道德教化的同時，又進一步加強法律要求，如此就讓那些無視道德之徒心生忌憚，從而在最大限度上保障了社會的繁榮安定。
牛僧孺認為，使國家走上繁榮安定隻有一條道路，那就是讓民眾盡可能地富足起來。道理很簡單，國家政權到底要依靠收取稅賦的方法保持生存，國家能夠收到的賦稅越多，經濟實力就會越強大，政治影響也就越廣泛。而多收賦稅的方法大致有兩種，一種就是增加征收的比重，比如之前每人收取十分之一，現在每人收取十分之十；還有一種增收方法是提高民眾收入，比如之前每人手中有十塊錢，按照十分之一的比重收稅可以得到一塊錢。此時民眾手中有了一百塊錢，那麼再按照十分之一的比例收稅，就可以得到十塊錢。相比之下，前者的做法雖然省時省力，卻是殺雞取卵和竭澤而漁的做法，注定無法長久。而後者的做法雖然費時費力，卻是高屋建瓴，藏富於民，有利於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
在外交方麵，牛僧孺主張以盟約的方式避免戰端，因而強調以誠信待人，並且提出了“以信求誠”的總方略。牛僧孺指出，自古以來的所有戰亂爆發，最根本原因都是彼此不能建立互信關係，尤其是中原王朝和邊疆少數民族之間的爭端。通常來講，邊疆少數民族雖然荒蠻未化，在誠信方麵卻普遍比號稱禮儀之邦的中原王朝做得好，因而中原王朝隻要加強誠信建設，同時保持強大的軍事存在，自然能夠避免邊禍。應該說，牛僧孺的這種外交理論擁有強大的儒家理論的支持，同時也有利於緩解當時唐王朝的外交困境。但是說到徹底解決邊患問題，在唐王朝已經屢次失信於人的情況下是否合理，恐怕要打上一個不小的問號。
最後是軍事方麵，牛僧孺提出了“重義輕戰”的主張，即凡事都應盡量尋求政治層麵的解決，而不是過分倚重戰爭手段。在政治學領域，有這樣一條世人皆知的名言———戰爭是政治的延續。也就是說，隻有到了政治無法解決問題的時候，才能考慮使用戰爭手段，當然準備戰爭的弓弦要時刻緊繃。要知道，但凡發生戰事，國家經濟和民眾生活必然受到嚴重影響，且最終的勝負無人能夠預料。可惜的是，牛僧孺的軍事主張應對外族有餘，處理內務卻顯得不足。原因很簡單，當時唐王朝最大的問題是藩鎮割據，而藩鎮割據的現象之所以出現，就說明藩鎮已經失信於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基本無法使用政治解決問題，牛僧孺的軍事主張也就顯得不合時宜了。
牛僧孺其人
史家對於牛僧孺的評價，自古以來都是褒貶不一，有人對他予以高度評價，又有人對他全盤否定，還有人對他毀譽參半。應該說，不管到了什麼時候，關於牛僧孺的爭論都不會停歇，而這也正是牛僧孺的神秘和魅力所在。客觀來講，牛僧孺的不作為確實讓他在晚唐政局中的表現乏善可陳，但是如果說他助紂為虐，甚至損人利己，卻也有失公允。更加不可思議的是，牛僧孺這樣一個看似什麼都沒做的人，卻在曆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並且直到今天仍然為人們爭論不休。當然，無論我們從什麼觀點出發，也無論我們最終得出什麼結論，一個基本事實我們都要認清，那就是牛僧孺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首先，牛僧孺一生正直，從未有過阿諛諂媚之舉。尤其與宦官沒有交集，他的兩次拜相，都是受大臣推薦，這在宦官專權的當時社會是難以想象的。要知道，當時的李吉甫、元稹、李逢吉、李宗閔和李德裕等人，都與宦官有著密切聯係，他們之所以能夠掌權，也或多或少得到了宦官支持。由此可以看出，盡管牛僧孺為人有消極的一麵，但是其基本的政治操守和原則還是存在的。如果我們能夠慷慨一點，再結合當時的社會大背景來看，牛僧孺也可以算是一個正直的人了。大宦官仇士良尤其敬佩牛僧孺的品格，他曾經對人評價牛僧孺說“清德可服人”，可見牛僧孺品格之高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