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牛僧孺一生寬和仁厚，從未挾私打擊他人。所謂黨派鬥爭，大體可以分為得勢和失勢兩種情況，失勢自不必說，如果是在本黨得勢的時候，整個敵對黨都將陷入全麵受打壓的局麵。這個時候，如果敵對黨中的某個人與得勢黨中的某個人有私怨，那麼隻要得勢黨的人發起攻擊，多半會讓對方麵臨絕境。牛僧孺一生所受打擊，最嚴重的經曆就是遭逢這種私怨報複，尤其是器量狹小的李德裕，甚至曾經想過置牛僧孺於死地。然而，麵對這種私人恩怨，牛僧孺卻很少發起反擊，更沒有利用手中權力處理過私人恩怨。李德裕落魄之後途經牛僧孺轄區，牛僧孺不計前嫌，以禮相待，正是其寬和仁厚的表現。
再者，牛僧孺一生舉薦賢才無數，為了避嫌唯獨沒有舉薦自己的兩個兒子。牛僧孺出身世家，實際上卻隻有一個空殼，根本來講是出於寒門。因此，當他受到韓愈等當世大賢賞識和推薦之後，內心當中感受到的希望和溫暖是無法想象的。正是出於這樣的原因，牛僧孺登上宰相位之後，非常注重提拔和舉薦有才德的寒門子弟。值得一提的是，牛僧孺對於被舉薦者的德行非常重視，並且總能率先垂範。史料記載，牛僧孺對待自己的門生“不肯引譽，不敢怨悔。常言古人修身之事，旁誘曲指，微警教之”。正因為如此，凡牛僧孺舉薦的賢才至少在德行上沒有問題，當然多數更是人中龍鳳，比如著名詩人杜牧。至於牛僧孺的兩個兒子，雖然都做了朝廷高官，卻是通過科舉考試的途徑，沒有得到牛僧孺的一點恩蔭。
最後，牛僧孺一生為官清正廉潔，且樂善好施。通常來講，但凡一個朝代進入晚期，其統治階級大多奢靡無度，越是高級別的官員越喜歡通過炫富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唐朝晚期更是如此，一些無才無德的大臣甚至以鬥富為樂，以至於整個唐王朝都是一片糜爛景象。當然，任何一位權貴的錢都出自百姓，所以越是奢靡的景象越是讓百姓無力負擔，以至於天災人禍遍布整個晚唐時期。就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牛僧孺卻保持著自己的清正廉潔，不僅對治下百姓秋毫無犯，還時常拿出自己的俸祿賑濟災民。史料記載，牛僧孺身後，除了一宅一墅，以及滿園石頭（牛僧孺有石癖），再無其他東西留給子嗣。
總而言之，牛僧孺在“永貞革新”勢力的影響下成長，在黨爭彌漫的環境中入仕，初期能夠以天下為己任，代表庶族改革的意願行事。可惜此時的唐王朝已經積重難返，牛僧孺的理想抱負很快被錯綜複雜的政治鬥爭泯滅，此後他隻能獨善其身，伺機作為。但是由於時局的每況愈下，他最終還是荒廢了一生所學，同時也辜負了滿腔抱負。應該說，牛僧孺是黨爭的犧牲品，而黨爭又是整個唐王朝走向滅亡的催化劑。牛僧孺未能及時有效地遏製黨爭，在曆史和時局麵前需要承擔一部分責任，但是在事實和利益麵前，他的所作所為又無可厚非。因而有史學家認為，牛僧孺的一生功過相抵，甚至無功無過，原本應該碌碌無為地度過一生，卻被時代潮流推到了風口浪尖，以至於在曆史上留下了一抹奇異的色彩。
唐大中十三年（859），由於天災人禍的日益加重，唐王朝爆發了空前規模的農民大起義，而這次起義也成了“壓在駱駝背上的最後一根稻草”。起義軍在黃巢的帶領下，以燎原之勢燒遍整個大唐疆土，對整個唐王朝形成巨大衝擊，最終導致中央政權名存實亡。在此之後，宦官專權、黨派鬥爭和藩鎮割據輪番上演，天災人禍集中爆發，國家大權最終落在了起義軍將領朱溫的手中。唐天佑四年（907），朱溫逼迫哀帝李柷將皇位禪讓給自己，改國號為梁，稱梁太祖，唐朝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