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是加強相權，我國關於相權的曆史可謂源遠流長，但是總體來看有這樣一條不變的規律，即但凡出現繁榮盛世，當時的宰相的權力和作用必然很大。武宗皇帝遵循這一曆史規律，采用了李德裕的建議，對相權做出了新的規定。具體來說，就是加強了宰相的實權，以便讓宰相能夠統一節製百官，從而確保整個官僚團隊的高效運作。前麵說過，自“甘露之變”後，滿朝文武已經淪為宦官集團的附庸，即使牛李兩黨之間的政爭，都需要尋求宦官的支持。武宗皇帝鏟除仇士良勢力後，雖然宦官集團遭受極大削弱，但是其殘餘勢力仍然不時出來作祟，直到相權真正得到確立之後，宦官集團的消極影響才開始真正減弱。
繼加強相權之後，武宗皇帝又開始加強官員的錄用和審核製度。古代社會，官員的來源主要有兩種途徑，一種是科舉考試，一種是世族舉薦，即所謂的恩蔭製度。自隋唐之後，科舉考試就成了最主要的官員來源，包括世族子弟也需要經過這條通道才能做官。但是在唐朝晚期，世族舉薦又稱為主要的官員來源，以至於大量官位都被世族階級壟斷。宦官專權之後，更是大肆賣官鬻爵，導致科舉考試的通道大為阻塞，寒門子弟基本失去了做官的途徑。與此同時，官員的審核與提拔也大為腐化，很多人花錢買官，然後大肆搜刮民財，接著再買更大的官，這種惡性循環的現象在當時比比皆是，幸而武宗皇帝及時予以終結。
再者就是晚唐中央政府的心腹之患，即藩鎮割據。會昌元年，盧龍軍發生內亂，節度使史元忠被部下陳行泰殺死，上書朝廷請求正式任命。武宗皇帝采納李德裕的政策，故意將此事無限期拖延，果然導致盧龍軍再度發生內亂，陳行泰又被部將張絳所殺，武宗皇帝對於此事仍然不聞不問。在此之後，盧龍軍經過數次內亂，終於實力大減，武宗皇帝遂命大將張仲武率兵前去平亂，一戰而收複盧龍軍鎮。緊隨其後，又有數座軍鎮發生內亂，武宗皇帝一如既往地使用強硬手段，這些軍鎮的實權也都收歸中央所有。如此一來，各鎮節度使紛紛內斂鋒芒，對於朝廷的命令也不敢置若罔聞，武宗皇帝由此完成了形式上的國家統一。後來，回鶻大軍興兵來犯，武宗皇帝正是憑借這樣的政治和軍事局麵，才成功捍衛了唐王朝的主權和尊嚴。
一般認為，牛僧孺在整個“會昌中興”的過程中沒有做出行動，但是從曆史和全局角度來講，沒有做出行動其實已經是一種最大的支持。要知道，牛僧孺雖然被貶到地方，但是憑借牛黨在朝野的影響力，如果想要對李德裕的政策進行抵製甚至破壞，“會昌中興”的局麵也不會如此順利和迅速地出現。牛僧孺能夠在這個時候保持沉默不語，同時約束自己的黨徒保持克製，甚至讓黨徒們幫主李德裕推行各項政策，真是非常可貴了。當然，“會昌中興”的出現和武宗皇帝的英明脫不開幹係，牛李兩黨長期相安無事，尤其是牛僧孺保持了莫大的隱忍，武宗皇帝的人事安排作用不可小覷。
光輝末路
唐會昌六年（846），武宗皇帝駕崩，皇叔李忱繼承帝位，是為唐宣宗。當時，由於在武宗皇帝一朝居功甚偉，李德裕的權勢遮天蔽日，很有專權的嫌疑。宣宗皇帝對此感到非常不滿，再加上李德裕一貫主張嚴刑峻法，為人更是苛刻至極，因而宣宗皇帝在即位當天就罷免了李德裕的宰相之職，並將其貶為荊南節度使。事實上，李德裕已經當權很久，在朝廷上下的勢力更是盤根錯節，對於整個國家的建設和發展也建有功勳，在當時具有很高的名望。因此，當宣宗皇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其逐出朝廷，很多人都為之感到意外。當然，也有一個人早就預料到了這樣的結果，他就是遠在循州的牛僧孺，而且他還預料到了自己的仕途之春即將來臨。
原因很簡單，牛僧孺雖然被貶到邊遠的循州為官，但是有一個人卻得以留在京城，且得到了宣宗皇帝的極度寵信，這個人就是白居易。前麵已經多次提到，白居易和牛僧孺是極為交好的朋友，雖然後人為了給白居易“漂白”，極力劃清他和牛僧孺之間的關係。但是從具體史料來看，白居易確實屬於牛黨一派，否則他絕不會與身為牛黨領袖的牛僧孺來往如此密切。另一方麵，白居易在當時是少有的大名士，之所以在武宗皇帝一朝沒有得到重用，關鍵原因就在於以李德裕為首的李黨得勢，因而對白居易形成排擠。牛僧孺既然知道自己無法在武宗皇帝一朝得寵，隻能退而求其次，把功夫用在下一任皇帝身上，這才有了白居易和宣宗皇帝的修好。
史料記載，宣宗皇帝繼位之後，第一個想到的宰相人選就是白居易。這個時候，白居易雖然已經不幸離世，但是他的弟弟白敏中健在，宣宗皇帝很快對他委以重任，牛黨的勢力也由此開始迅猛增長。不出牛僧孺預料，在這一年的八月份，他作為牛黨的領袖，便順理成章地從循州刺史任上調為衡州（今湖南衡陽）長史。與此同時，牛黨的另一位重要領袖李宗閔也奉召內遷，可惜他剛剛接到調令之後就因病去世了。次年三四月間，牛僧孺經過長途跋涉到任衡州長史，臨近官員和路過官員都來向他祝賀，這也意味著他的仕途之路將進一步好轉，牛僧孺因此心情大好。果然，牛僧孺在衡州長史的位置上還沒有坐穩，又奉命前往汝州（即河南汝州）擔任長史，這裏距離唐朝的都城長安更近了。
與此同時，白敏中也趁勢掀起了打擊李德裕的風潮，在宣宗皇帝的支持下，李德裕接連遭到貶謫。到這一年結束的時候，李德裕已經被貶為潮州（今廣東潮州）司馬，而且不在日後大赦範圍之內，基本上再也無望回到中原了。在趕赴潮州的路上，李德裕要路過牛僧孺管轄的汝州，這雙鬥了半個多世紀的冤家對頭，注定要在這裏見上一麵。俗話說“出水才看兩腳泥”，牛僧孺雖然在李德裕得勢期間被貶循州，但他無疑是最終的勝利者。然而，此時的牛僧孺卻絲毫沒有勝利者的姿態，他不僅命人置辦了豐盛的宴席，而且在李德裕抵達汝州之後親自出迎，態度極為恭敬。
由此不得不感歎，時間確實是一位全能的大師，它不僅讓風華絕代的兩位年輕人滿頭白發，也撫平他們之間的公仇私恨。宴席之上，牛僧孺和李德裕把酒言歡，對於前塵往事居然隻字未提。史料記載，牛僧孺正直，李德裕亦廉潔，牛僧孺見李德裕貧苦，隻得變賣家私為他籌措盤纏，當時後世之人對此多有稱讚。北宋著名大詞人蘇轍曾對牛僧孺和李德裕做出評價，認為他們二人“皆為當世之偉人也。蓋僧孺以德量高，而德裕以才氣勝。徳與才不同，雖古人鮮能兼之者。”誠然，政治鬥爭貫穿了牛僧孺和李德裕的一生，但是這其中有多少出自本願，又伴隨著多少無奈，恐怕連他們自己也說不清、道不明。
這一年夏天，牛僧孺再次高升，成為大唐王朝的太子少保，同時分司東都，沒過多久又升為太子少師。回到闊別數年的家中，牛僧孺可謂感慨萬千，但更多的卻是歲月滄桑過後沉澱下來的那份恬淡。這個時候，牛僧孺已經病體沉重，深知自己來日無多。然而，據史料記載，此時的牛僧孺卻頗多豁達樂觀心態，他每日暢遊園林，交朋會友，日子過得很是逍遙自在。半年之後，牛僧孺病入膏肓，移居城南別墅，已經無法下床走動。滿朝文武大臣輪流前往探望，仍舊強打精神，每日笑臉迎客。
唐大中二年（848）十月二十七日，一生頗多爭議的牛僧孺卒於城南別墅家中，享年六十九歲。宣宗皇帝聞訊，頗為沉痛，廢朝兩日，供文武大臣前往吊唁，同時追封牛僧孺為太尉。次年五月十九日，牛僧孺靈柩安葬於長安少陵，供天下人祭拜。時任司勳員外郎兼史館修撰的杜牧為其撰寫《墓誌銘》，時任河陽節度使的李玨為其撰寫《神道碑銘》，時任右散騎常侍的柳公權為其篆額正書，時任京兆府參軍的李商隱為其撰寫《奠文》。同年底，被貶到崖州（今海南三亞）的司戶參軍李德裕卒於任上，轉年歸葬於洛陽，為禍晚唐四十餘載的牛李黨爭就此降下帷幕。
總體來講，牛李黨爭始於憲宗皇帝時期。其中，穆宗皇帝、敬宗皇帝時期，牛黨得勢；文宗皇帝時期，牛李兩黨勢均力敵，鬥爭形勢此起彼伏，頗為激烈，有時甚至牛李兩黨的代表人物同朝為相；武宗皇帝時期，李黨終於得勢，牛黨受到全麵打壓；但是僅僅到了宣宗皇帝時期，牛黨便再次得勢，而宣宗皇帝之後則再無黨爭。應該說，牛李黨爭的本質是兩派各為自己的利益而傾軋，自漢朝以來的儒家傳統思想被雙方官員拋諸腦後，取而代之的則是誰更能打擊對方，同時更能增強自身實力，後來甚至連最基本的是非觀念都被兩黨無視。簡單來說，唐朝自牛李黨爭之後，知識分子的文化素養不再轉變為政治素養，而是轉變為損人利己的陰謀詭計，由此對國家社稷形成了很強的破壞力，進而激化了當時社會的各種矛盾，加速了唐王朝走向滅亡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