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如果李德裕繼續打擊牛僧孺，那麼將無異於打擊太子。而不管李德裕在武宗皇帝一朝權勢多大，隻要得罪了太子，注定會在太子繼位後身敗名裂。與此同時，牛僧孺雖然手中握有太子這張“大牌”，一時之間卻根本打不出來，隻能潛心教導太子。這樣一來，就形成了李德裕隻能用心國事，而牛僧孺也隻能用心教導太子的局麵，因為他們二人都對彼此生出了忌憚，以他們為代表的黨爭也由此大幅降溫。所以說，武宗皇帝的這一人事安排，不僅讓李德裕的能力發揮最大效力，同時也對他可能存在的野心形成牽製，並且盡量避免了他們之間的政爭。
在此之後，牛僧孺和李德裕果然和諧了很多，至少他們在表麵上不再對立了。唐會昌二年（842）四月，牛僧孺和李德裕極為罕見地做出同一舉動，他們上書武宗皇帝，要求將其尊為“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武宗皇帝自然頗感欣慰，再加上是給自己封尊號，很快就批複同意了二人的請求，這件事在當時可謂表明重要的政治風向。史料記載，由於政治環境大為澄清，當時在各地為官的正直大臣紛紛上書請求歸朝，都想要為國為民多做貢獻。百姓遇到大赦，同時也見到一項項有利於生活的政策推行下來，更是喜出望外，整個大唐王朝呈現出一片中興氣象。
內政既然調和，武宗皇帝就想要對外圖強，恰逢這個時候，西域回鶻突然興兵來犯。武宗皇帝得報，立即召集李德裕和牛僧孺等人商議對策。李德裕主張以攻為守，派出大軍直搗回鶻老巢，一舉將其消滅之。牛僧孺則主張以守為攻，憑借險要地勢抵禦回鶻，等到回鶻後勤不濟之後，再伺機出兵追擊，則回鶻不複為患。牛李兩黨隨即展開激烈爭辯，最終武宗皇帝一語定乾坤，采用了李德裕的主張。牛僧孺的主張雖然沒有被采納，但是據史料記載，當時的他還是非常欣喜，因為周圍飽經風霜的老臣終於看到了自己神往的一幕，即無論大臣們如何激辯，在皇帝一聲令下之後，大家都表現得唯命是從，就連宦官們都不敢多議，這在文宗皇帝一朝是無法想象的。
接下來，在李德裕的一力運作下，大將張仲武率領大軍征討回鶻。牛僧孺也樂見其成，因而大力約束黨徒不予掣肘，並且竭盡所能相助。張仲武是百戰老將，所轄更是常勝之師，再加上李德裕在後方鼎力支持，一戰而將回鶻打得大敗。史料記載，張仲武在此役中斬殺和俘獲回鶻將士達九萬人，繳獲武器、馬匹和輜重無數，回鶻首腦烏介可汗倉皇逃走。由於回鶻此次來犯還裹挾了契丹和奚族軍隊，張仲武憑借大勝餘威，揮師向契丹和奚族進軍，很快又將這兩大政權擊潰。與此同時，幸而逃脫的烏介可汗收拾殘部，又闖入雲州（今四川簡陽）作亂。雲州刺史張獻節急忙向朝廷求援，文宗皇帝急命最近的軍隊前去解圍，等到張仲武大軍趕到後，回鶻再次大敗，後來烏介可汗也在被部下殺死，回鶻之亂遂平。
外禍既平，內亂又起。李德裕在平定回鶻之亂中居功甚偉，武宗皇帝自然對他更加寵信，李德裕因此重提“維州事件”，牛僧孺因此重為東都留守，但太子太傅的職位卻保留著。本來，李德裕知道武宗皇帝有意保護牛僧孺，因而對牛僧孺的攻擊也打算適可而止。但是就在這個時候，昭義節度使劉悟病故，其子劉從諫自行接過節度使權力，此舉自然招致武宗皇帝的不滿。李德裕抓住時機，上書稱劉從諫和牛僧孺交厚，不宜讓他繼續擔任東京留守一職。牛僧孺確實和劉從諫交厚，因而無以為辯，隻能俯首聽命。由於事關重大，武宗皇帝也無法繼續保護他，所以隻保留了他的太子少保職務，先貶為汀州（今福建汀州），後又貶為循州（今廣東循州），牛黨失勢。
雖然仕途跌落穀底，但牛僧孺已經看透了人世滄桑，因而在循州長史任上始終能夠怡然自得。史料記載，牛僧孺得到這一山高水遠的微末小官，就好像得到了朝廷的高官厚祿一樣高興。要知道，當年的廣東還是一片荒蠻，不僅人跡罕至，物資匱乏，而且需要穿過重山密林，其中又有無數可致人死命的毒蟲猛獸。而此時的牛僧孺，已經是一位六十六歲的白發老人，僅僅路途之艱辛就已經讓他吃不消了。牛僧孺這一走就是一年零十個月。因此，白居易、劉禹錫和元稹等人紛紛寄來書信問候，等到他們終於收到牛僧孺滿是樂觀的回信，才終於稍稍地放下了心。
唐武宗
牛僧孺雖然被排擠出了朝廷，但是以武宗皇帝的睿智，自然不會讓李德裕坐強坐大，因而培植了大批李黨以外的親信勢力，同時重用仍舊留在朝廷中的牛黨官員。而隨著李黨在朝廷上的一家獨大，李德裕的精力也終於轉移到了國家社稷之上，這就為“會昌中興”的出現創造了條件。李德裕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聯合道士趙歸真，說服武宗皇帝打擊佛教。武宗皇帝崇信道教，加之當時的佛教活動過於泛濫，已經嚴重影響到了國家經濟和百姓生活，武宗皇帝遂同意了他們的建議。於是，從唐會昌二年（842）開始，大批佛寺先後拆除，大量僧尼還俗，大片土地回到國家和百姓手中。
史料記載，武宗皇帝發起的此次“會昌法難”事件，共在全國範圍內拆除寺廟四千六百餘座，拆除民間私自建造的寺院更是多達四萬餘座。與此同時，還俗的僧尼數量達到二十六萬人，這還不包括服侍他們的十五萬名奴婢。由於這些僧尼已經聚斂了大批財富，從他們身上查出的金、銀、銅和玉器等貴重物品不計其數，由此也可以看出這些不法僧尼的生活之奢靡。緊隨其後，朝廷又收回了大片寺院用地，總數達到數千萬頃。除此之外，武宗皇帝對當時的祅教、摩尼教、景教等，也采取了相同的限製措施，從而讓當時的國家經濟有了明顯改觀。更為重要的是，國家的財政收入增加了，武宗皇帝的心裏也有底了，這就讓他敢於放開手腳進展其他事情。
前麵已經說過，唐朝晚期最嚴重的政治問題就是宦官專政，武宗皇帝通過打擊宗教勢力，建立相對堅實的經濟基礎，因而敢於將矛頭一轉，對準了宦官集團。李德裕作為當時的第一宰相，自然心領神會，主動擔起了鏟除宦官的急先鋒重任。宦官頭子仇士良早有所料，因而決定先發製人，用心炮製了一則罪狀加在李德裕身上，想要借此將其扳倒。可惜他畢竟太天真了，李德裕的所作所為都是在武宗皇帝的授意下進行，如果說他的做法有問題，那麼無異於說武宗皇帝的做法有問題。果然，針對仇士良加在李德裕身上的罪狀，武宗皇帝挺身而出，表示所有事情都出於他的安排，並命令受宦官集團控製的神策軍不要鬧事。
武宗皇帝此舉在當時可謂雷霆萬鈞之力，不僅宦官集團沒有料到，就連李德裕也感到非常震驚。要知道，武宗皇帝雖然有了一點家底，但是如果在這個時候和宦官集團公開翻臉，也可謂是一招不折不扣的險棋。因為官宦集團一旦絕地反擊，拉下臉來和武宗皇帝攤牌，最終鹿死誰手猶未可知。然而，武宗皇帝舍我其誰的氣勢到底鎮住了仇士良，沒過多久他便以身體有恙為由，請求辭去神策軍的指揮權。仇士良此舉，意在以退為進，即一旦武宗皇帝同意他的請求，仇士良就會製造各種麻煩。如此一來，讓武宗皇帝無法收場，最後還得讓他回來收拾亂局。但是武宗皇帝早已做好準備，他不僅在神策軍中安插了大量親信，而且在宦官集團內部也得到了策應，因而對仇士良的發難來了個順水推舟，一舉將他趕下了台。
仇士良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倒台，更沒有想到會倒得這麼快，因而整天鬱鬱寡歡，沒過多久便病死於家中。武宗皇帝隨即搜尋仇士良罪證，並且命人去他家中查證，而這個時候李德裕早已命人在仇士良家中藏了一批兵器。眾所周知，古代社會對於兵器的管理是非常嚴格的，隻要藏有鐵器，就相當於今天私藏槍支。而仇士良在家中“私藏”的武器達到數千件，再加上他豢養了大批死士，顯然“意在”謀反。因此，得到回稟的武宗皇帝立即下令，剝奪仇士良生前的所有官爵，其財產也全部充公。由於仇士良在淨身之前已經娶妻生子，因而他的家眷也遭到流放，以仇士良為首的宦官勢力從此被鏟除。
為了整肅官員隊伍，本著亂世用重刑的法治原則，武宗皇帝還製定了嚴刑峻法，尤其對貪汙腐化行為打擊力度最大。當時，唐朝官員的俸祿並不高，再加上一些高級官員的盤剝，很多官員依靠俸祿養家糊口甚至都成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官員們想出一些旁門左道去撈黑錢是必然的，武宗皇帝為此增加了各級官員的俸祿標準。後來，李德裕又在這項政策上加了兩條，其一是精簡官僚隊伍，其二是派專人到邊遠地區發放俸祿，這就使得武宗皇帝時期的官僚隊伍大為廉潔化，同時也加強了他們的辦事效率。還有一個問題是學子入京考試，因為他們大多沒有經濟來源，一些寒門子弟隻能借高利貸度日。武宗皇帝為此專門設立了政府借貸機構，確保利率在合理合法的範圍內，從而成功避免了考生在上任之後因為巨額欠款而貪汙受賄，在當時得到眾多學子的一致擁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