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完全無法設想這部長達六十八萬言的艱深學術著作能夠出版，當然更無法預料，這書居然在幾十年後一直成為全國在這一重大學科上的唯一教材，未被替代。
可見，那支筆，那支幫我偷偷潛行的拐杖，在黑暗泥濘中描劃出了一個龐大的學術構建。
與這個學術構建相比，我後來完成的很多學術著作，雖然更為著名，卻失去了一份不惜赴死的生命力度。
五
由於我在災難中的表現，災難過去之後全院三次民意測驗均名列第一，被破格提升為院長。
連一個小組長也沒有做過，卻成為國家重點藝術高校的第一領導者，這似乎像是坐了“火箭”，但卻是十年的信任沉澱。全院的教師和職工看了我整整十年，有的事當時沒有看明白，後來也終於明白了，例如，我一次次鬼鬼祟祟地消失在外文書庫的原因。
災難中的形象往往會傳播得很廣，當時我的社會聲望已遠遠超出學院，被選為整個上海市的中文專業教授評審組組長，兼藝術專業教授評審組組長。每次評審，我們對那些在災難歲月投機取巧、喪失天良的文人都斷然予以否定。於是，我又拿起了那支筆，一次次重重地寫下了否定結論，又濃濃地簽上自己的名。那支筆在當時，幾乎成了法官敲下的那個錘子，響亮、果敢、權威、無可爭議。
這就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那時說得上仕途暢達，官運亨通。已經是全國最年輕的高校校長，卻還常有北京和上海的高官竭力要把我拉進更高的權力圈子，這在當時很容易。於是，有了一次次長談，一次次規勸。這些高官，後來都成了非常顯赫的領導人。但是，我太明白我的筆的秉性。它雖然也有能力繼續成為更大法官的錘子，但它顯然並不願意。
於是，我在上上下下的萬分驚愕中辭職了。辭了二十三次，才被勉強批準。然後，穿上一件灰色的薄棉襖，去了甘肅高原，開始踏訪公元七世紀的唐朝。
當年尋找古跡，需要長時間步行，而那些路並不好走。在去陽關的半道上，我幾度蹲下身去察看墳丘密布的古戰場，把我插在褲袋口上的舊鋼筆弄丟了。那支舊鋼筆不值什麼錢，但正是它，我在辭職前反複搓弄，它總是頑強地告訴我，隻願意把我的名字簽在文章上，而不是文件上。
既然它對我有點重要，我還在沙原上找了一會兒。但那地方太開闊、太蕪雜了，當然找不到。轉念一想也釋然了：這支筆是陪了我很久的老朋友，從現在起，就代表我陪陪一千多年前的遠戍將士和邊塞詩人吧。
我考察的習慣，不在現場抄錄什麼，隻在當天晚上回到旅舍後才關起門來專心寫作。記得在蘭州我曾長時間住在一個極簡陋的小招待所裏，簡陋到上廁所要走很遠的路。當地一位年長的文人範克峻先生讀過我的不少學術著作，又看到我行李簡薄，便送來了一支圓珠筆和兩疊稿紙。這種圓珠筆的筆杆較粗，比我為爸爸寫“交代”的那一種更好用。隻不過那稿紙太薄，一寫就穿，落筆要小心翼翼。
我把白天的感覺寫成一篇篇散文，寄給在《收獲》雜誌做編輯的老同學李小林。郵局找不到，就塞到路邊一個灰綠色的老郵筒裏。這時才覺得範克峻先生給我送薄稿紙算是送對了。稿紙薄，幾篇文章疊在一起也能塞得進那郵筒。
寫了就及時寄走，是怕在路上丟失。有的地方連路邊郵筒也找不到，那就隻能將寫好的文章隨身帶了。隨身帶，又要求稿紙越薄越好。由此我養成了習慣，隻用薄稿紙。即使後來可以用較好的稿紙了，也選擇薄稿紙。這一來，那種容易劃破薄稿紙的圓珠筆，就需要更換了。
當然，寫起來最舒服的還是吸墨水的鋼筆。但這對我這個不斷趕路的旅行者來說，就很不方便，因為必須帶墨水瓶。墨水瓶都是玻璃做的，夾在行李裏既容易灑，又容易碎。據說過去安徒生旅行時是把墨水瓶拴根繩子掛在脖子上的，那就不會灑，也不會碎了。但我不會模仿他，因為那樣不僅難看，而且有顯擺自己“很有墨水”的嫌疑。安徒生旅行時還肩扛一大圈粗麻繩，那是準備在旅館萬一失火時可以滑窗而逃。可見，他走得比我還麻煩，但我走得比他遠得多，時間也長得多。
後來我還是學了安徒生的一半，隨身帶墨水瓶，但不掛在脖子上。選那種玻璃特別厚的瓶子，瓶口擰緊處再墊一個橡膠圈。但這樣還是不保險，因為幾經顛簸後，瓶蓋易裂。所以再加一個笨辦法，在瓶蓋外再包一層塑料紙，用細麻繩繞三圈紮緊。行李本來就很小，把墨水瓶安頓在衣服中間。
我從甘肅路邊郵筒寄出的一疊疊薄稿紙，如果有可能發表，似乎應該起個總題目。因此，在寄出第三疊時，我在信封背後加了一句：“就叫《文化苦旅》吧”。後來，路還在一直走，風餐露宿，滿身煙塵，卻永遠帶著那支鋼筆，那瓶墨水。我想應該對筆表示一點什麼了，因此為接下來的文集起名時加了一個“筆”字，叫《山居筆記》。
六
筆之大難，莫過於在北非、中東、南亞、中亞的極端恐怖地區了。
我寫了那麼多中華文明遺跡，為了對比，必須去尋找同樣古老或更古老的其他文明。但那路，實在太險峻、太艱難、太無序、太混亂了。我必須貼地而行，不能坐飛機，因此要經過無數關口。查啊查，等啊等，翻啊翻，問啊問。他們在問我，我卻永遠問不清，前麵可以在哪裏用餐，今晚可以在哪裏棲宿。
由於危機天天不斷，生命朝不保夕，因此完全不能靠事後記憶了，必須當天寫下日記。但寫日記的地方在哪裏？在廢棄的戰壕邊，在吉普的車輪上，在崗亭的棚架下。這一來，筆又成了問題。顯然不能帶墨水瓶，如果帶了，那些人很可能會讓我當場喝兩口看看是不是危險物品。圓珠筆他們也查得仔細，又擰又拆，要判斷那是不是特製的微型手槍。
好在，這時世界上已流行一種透明塑料杆的輕型墨水筆，一支可以寫好幾天，不必吸墨水。沿途見不到超市、文具店，因此我不管入住什麼樣的小旅館，隻要見到客房裏有這種筆，立即收下，以防哪一天寫日記時突然接不上。
在行經伊拉克以及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爾那漫長的邊界地區時，一路上黑影幢幢、堡壘隱隱、妖光熠熠、槍口森森，我把已寫好的日記手稿包在一個塑料洗衣袋裏緊抱在胸前，手上又捏著一支水筆。我想，即使人被俘虜了，行李被搶走了，我的紙筆還在，還能寫作。當然更大的可能是不讓寫，那我也要盡最大努力，為自己保留一絲最後的機會，為筆保留一絲最後的機會。
這種緊抱稿子緊捏筆的情景，我一直保持到從尼泊爾入境西藏的樟木口岸。
那支水筆，連同我在曆險行程中一直藏在行李箱中一支較好的鋼筆，很快被一個慈善機構高價拍賣，所得款項全部捐獻，以補充北京市殘障兒童的乳品供應。
後來我在進一步研究中國文明與世界現代先進文明的差距時，又考察了歐洲九十六座城市。雖然也非常辛苦，但那種懸生命於一線的危險沒有了，而且一路上也比較容易得到順手的筆。
當我考察完世界那麼多地方之後，從聯合國開始，很多國際機構和著名大學紛紛邀請我作主題演講。所謂主題，大多是“全球背景下的中國文明”、“一個中國學者眼中的當代世界文化”、“五萬公裏五千年”、“全球麵臨的新危機”等等。華盛頓國會圖書館、聯合國世界文明大會、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等等都去了，還應邀在我國香港、澳門、台灣長期授課。我想，既然沿途用了那麼多筆，現在正該用一支更好的筆把考察成果係統地寫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