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合集》二十卷，在除夕的爆竹聲中終於編成了，我輕輕放下手上的筆。
放下又撿起，再端詳一番：筆。
人的一生會觸碰到很多物件，多得數也數不清。對我來說，最重要的物件，一定是筆。
我至今還沒有用電腦，一切文字都用筆寫出，被出版界譽為稀世無多的“純手工寫作”。會不會改變？不會。雖然我並不保守，但一個人的生命有限，總需要守住幾份忠貞，其中一份，就是對筆。
也許很多人會笑我落伍，但隻要讀了我下麵的片斷記憶，一定就會理解了。
一
我人生的第一支筆，是一支竹杆小毛筆。媽媽在代村民寫信，我用這支小毛筆在邊上模仿，那時我才三歲。第二年就被兩個新來的小學老師硬生生地從我家桌子底下拖去上學了，媽媽給我換了一支好一點的毛筆。我一上課就黏得滿臉是墨，惹得每個老師一下課就把我抱到小河邊洗，洗完，再奔跑著把我抱回座位。
七歲時，媽媽給了我一支比毛筆還長的蘸水筆，外加一瓶藍墨水，要我從此代她為村民寫信、記賬。把筆頭伸到墨水瓶裏蘸一次，能寫七個字。筆頭在紙上的劃動，吸引著鄉親們的一雙雙眼睛。鄉親們幾乎不看我，隻看筆。
這也就是說，媽媽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已經有意無意地告訴我，這筆，對鄉親們有一種責任。
九歲小學畢業到上海讀中學，爸爸狠狠心為我買了一支“關勒銘”牌的鋼筆，但很快就丟了，爸爸很生氣。後來知道我得了上海市作文比賽第一名和數學競賽大獎，爸爸氣消了，但再也不給我買好鋼筆。我後來用的，一直是別人不可能拿走的那種廉價鋼筆。我也樂意，因為輕，而好鋼筆總是比較重。
二
我第一次大規模地用筆，是從十九歲到二十一歲，替爸爸寫“交代”。那是“文革”災難的初期，爸爸被“革命群眾”揭發有政治問題和曆史問題，立即“打倒”，停發工資，而我們家有八口人要吃飯。爸爸希望用一篇篇文字敘述來向“革命群眾”說明事實真相，因此一邊擦眼淚一邊寫，很快眼睛壞了，就由他口述，由我代筆。一開始他還沒有被關押，天天晚上在家裏他說我寫。後來被“革命群眾”上綱上線為“反對偉大領袖”，不能回家了。他告訴當權者說自己已經不能寫字，必須由我代筆。因此，還能幾天放回一次，但不能在家裏過夜。
我一共為爸爸寫了六十多萬字的“交代”。我開始時曾勸爸爸，沒有必要寫，但後來寫著寫著，知道了從祖父和外公開始的很多真實往事，覺得很有曆史價值和文學價值，便寫了下去。而且，又主動追問了爸爸很多細節，再從祖母、媽媽那裏核實。這一切，就是我後來寫作《吾家小史》的起點。這書，斷斷續續寫了四十多年。
當時為爸爸寫“交代”，用的是圓珠筆。一根塑料直杆，每支三角錢，我寫完了很多支。用這種圓珠筆，要比用鋼筆使力，筆杆又太細，寫著很不舒服。但爸爸要求，在寫的材料下麵必須墊一張藍紫色的“複寫紙”，使材料交上去之外還留個底，因此隻能用這種圓珠筆。寫一陣，手指發僵，而中指挨著食指的第一節還有深深的筆杆印。再寫下去，整個手掌都會抽搐，因為實在寫得太急、太多了。
三
再怎麼說，我爸爸都不應該是“文革”鬥爭的重點。他不是幹部，不是資本家，也不是知識分子。“打倒”他，是出於“革命群眾”的嫉妒。嫉妒他什麼呢？隻有一條，生了四個兒子，屬於“人丁興旺”。那年月，“人丁興旺”必然食不果腹，但“革命群眾”不管，隻在他平日與同事聊天中收集到幾句似乎“不滿”的言語，便“打倒”了，長時間關押。
“文革”的真正重點，倒是與我的專業有關。戲劇，成了社會災難的引爆點。整個“文革”，開始於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那是戲劇；“文革”的旗幟，是幾部所謂“革命樣板戲”——那也是戲劇。人類曆史上從未有這樣的事：很多人隻因為說了一兩句與戲劇相關的話，便身陷鐵窗，或喪失生命。我考上的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係，是學習戲劇理論和戲劇寫作的，這專業一下子成了顛倒黑白、美醜、善惡的“集中營”。我決定退出，折筆改行。
在上海戲劇學院，我是反對“文革”的“保守派三座大山”之一。在爸爸已經被“打倒”的情況下，我的這種反對，在當時就是一種悲壯的自毀行為。就像我的叔叔餘誌士先生以連續三次的割脈自殺來抗議“文革”一樣，我捧著他的骨灰盒接過了他的遺誌。
正在這時，一場更大的災難降臨，全國城裏的學生必須斷學廢學，上山下鄉，不準回城。上海學生，有不少更是被懲罰性地發配到了遙遠的邊疆。出發前，所有的家長和學生都必須去看一台徹底否定教育和文化的戲劇《邊疆新苗》。天哪，仍然是戲劇！我看過這台戲劇後去農場時，把所有的筆都丟進了垃圾桶，包括為爸爸寫“交代”的圓珠筆。當時，爸爸的“罪行”加重，不能離開關押室了，我也就無法再為他代筆。
為什麼要把筆丟進垃圾桶？首先是一種抗議性決裂。“革命樣板戲”和《邊疆新苗》使我產生了一種專業性恥辱。其次，是因為發現沒有機會寫字了。到農場後給誰寫信？爸爸那裏不準通信，如果給媽媽寫信，她又能用什麼樣的話語回信？而且，我打聽到，我們勞動的地方根本沒有郵局，寄信要在休息的日子步行很遠的路才能找到一個小鎮，但實際上並沒有休息的日子。由於這兩個原因，理所當然，折筆、棄筆、毀筆、葬筆。
實際情況比預料的更糟。我們在農場自搭茅草屋，四根竹子撐一塊木板當床，睡著睡著就陷到泥淖裏去了。用筆的地方完全沒有，用筆的時間也完全沒有。永遠是天不亮下田，天全黑才回，累得想不起字，想不起筆，想不起自己是一個能寫字的人。
四
一九七一年的一個政治事件使周恩來總理突然成了中國的第二號人物，他著手領導複課，試圖局部地糾正“文革”災難。這就使很多瀕臨滅絕的“邊疆新苗”有可能回城讀書了，也使我們有機會回上海參與一點教材編寫。我被分配到“魯迅教材編寫組”，這又拿起了筆。記得那筆是從靜安寺百樂商場買的，一元錢左右的吸墨水鋼筆。當時的鋼筆也已經有了幾個“國內名牌”，像“英雄”、“金星”什麼的，那就要二三元錢一支了，我買不起。
編教材，我分到的事情很少，幾天就寫完了。但是，複課、編教材這件事雖然由周恩來直接布置，卻仍然受到主張廢學停課的極左派反對，認為是“右傾翻案”，時時準備反擊。他們正忙著張羅讓剛剛回課堂的學生再看一遍《邊疆新苗》這樣的戲，“重返邊疆再革命”。這讓我又一次憤怒，既為教育憤怒，又為戲劇憤怒。但是，由於當時已經出現了恢複教育的勢頭，我的憤怒也就變成了學術勇敢。
我拿起那支一元錢的筆，開始行動。那時為了複課，各大學的圖書館重新開放。我利用上海戲劇學院圖書館一個早就熟悉的職工蔡祥明，偷偷摸進了當時還視為禁地的外文書庫，開始了《世界戲劇學》的寫作。我的筆，大量抄寫外文原文，再借著各種詞典的幫助一段段翻譯。同時還要通覽大量背景材料，最後彙集起全世界十三個國家的全部戲劇學理論。這件事，在工作量上非常巨大，因為這些內容直到四十幾年後的今天還沒有被完整翻譯過來。我當時居然憑一人之力，在密閉的空間，以筆為杖，步步潛行。更不容易的是，當時在外麵，一窗之隔，隻要說一句不利於“革命樣板戲”的話，就會有牢獄之災。為此，我不能不對那支一元錢的鋼筆表示敬意，對自己的青年時代表示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