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個難題。到上海後，遇到了饑荒和“文革”。全家遭受的最大困頓就是吃飯，這事全由媽媽一人張羅。“文革”中，一切被“打倒”人員的全部生活費，是每月每家二十六元人民幣，而當時我家，是整整八口人，其中包括一名因失去父母而被收養的孩子。家裏早就沒有任何餘錢，所有稍稍值錢的東西也都已經賣完。那麼，二十六元，八口人，這道完全無解的算術題，媽媽到底是怎麼一天天算下來的？我們看到的隻是一個結果，那就是全家都沒有餓死。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與前麵幾個難題不同的是，這個難題出現時我已經長大，留下了一些片段記憶。
例如，“文革”災難中的一天，媽媽步行到我所在的學院，找到了已經很久沒有吃過一頓飽飯的我。在一片吵鬧的高音喇叭聲中，她伸出溫熱的手掌緊緊貼在我的手掌上。我感覺到，中間夾了一張紙幣。她說，還要立即趕到關押爸爸的地方去。我一看手掌，那是一張兩元錢的紙幣。這錢是從哪裏來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過幾天我就偵查到了。原來媽媽與幾個阿姨一起，在一家小工廠洗鐵皮。那麼冷的天還赤著腳，渾身上下都被水澆濕了。幾元錢，就是這麼掙來的。
前幾天，媽媽已經失去知覺，我坐在病床邊長時間地握著她的手掌。突然如迅雷閃電，記起了那年她貼著兩元錢紙幣握住我手掌時的溫熱。還是這個手掌，現在握在我手上。然後，我又急急地去撫摸她的腳，四十多年前的冷水鐵皮，讓我今天還打了個寒顫。
媽媽的手，媽媽的腳，我們永遠的生命支架。難道，這些天要漸漸地冷卻了嗎？
我一動媽媽的手腳，她肩頭的被子就有點滑落，馬蘭趕忙去整理。肩頭，媽媽的肩頭，更是我家的風雨山脊。
有關媽媽肩頭的記憶，那就更多了。例如，我曾寫過，“文革”中有一次我從農場回家，吃驚地看到一張祭祖的桌子居然在自動移位。細看之下才發現媽媽一個人鑽在桌子底下，用肩在馱桌子。家裏的人，有的被關押了，有的被逼死了，有的被流放了，沒有一雙手來幫她一把，她隻能這樣。
“文革”結束後，公道回歸，被害的家人均獲平反，我也被選拔為全國最年輕的高校校長。但是，不管聲名如何顯赫，我的衣食負擔還是落在媽媽肩上。直到今天，集體宿舍的老鄰居們還都記得，我媽媽每隔幾天就肩背一個灰色的食物袋來為我做飯，後麵還跟著爸爸。
現在，很多當年同事仍在美言我在那個年代的工作效能，不少出版社也在搶著出版我那時寫的學術著作。但是隻有我知道，這一切的一半分量，都由一副蒼老的肩膀扛著，直到馬蘭的出現。
說到這裏，我想大家都已明白，媽媽一生的微笑和靦腆，絕不是害怕、躲避、無能、平庸。恰恰相反，她完成了一種特殊的強大。
媽媽讓我懂得，天地間有另一種語言。記得當年爸爸單位的“革命群眾”每隔幾天就會來威脅媽媽，說爸爸如果再不交代“反黨罪行”就會“死無葬身之地”。媽媽每次都低頭聽著，從不反駁一句，心裏隻想著下一頓飯能找一些什麼來給孩子們吃。後來叔叔在安徽被逼死，媽媽陪著祖母去料理後事，當地的“革命群眾”又在一旁厲聲訓斥，媽媽隻是捧著骨灰盒低頭沉默，隨便他們說什麼。
幾十年過去，現在我們都知道了，媽媽的沉默是對的。那些“革命群眾”不值得辯論。一辯論就進入他們的邏輯係統，必定上當。媽媽固守的，是另一套做人的基本道理，也就是天道天理。隻有沉默，才能為天道天理讓出位置，才能為曆史裁判留下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