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我初到台灣，當時局勢混亂，人心惶惶，許多僧侶紛紛興起逃避的打算。一天，煮雲法師攜函前來，說是在普陀山閉關修行的塵空法師寫給我的。
塵空法師是太虛大師的高徒之一，曾經擔任過早期《海潮音雜誌》的編輯。抗戰勝利初年，我在焦山“第一屆中國佛教會務人員訓練班”受訓期間，有幸得與其親近，他的慈心後學、長者風範，一直令我景仰心儀，頃接來鴻，自是歡喜不已。尤其在那兵荒馬亂的日子裏，有信自遠方來，更是如抵萬金，我迫不及待地拆開展閱……
“現代的僧青年，要有佛教靠我的信心，不要有我靠佛教的觀念……”
當這一句擲地鏗鏘的金玉良言映入眼簾時，心中頓起無比震撼！在那個局勢混亂的年代裏，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加以台灣佛教徒在當時缺乏正信，隻知燒香膜拜，乞求福壽財利，使得佛教淪人迷信之流，自然得不到社會重視。而佛教界本身也在處處打擊僧青年的信心：寺廟不肯接受外來僧尼掛單用齋，求見長老屢遭閉門羹，撰寫文章不準刊出，講經弘法也備受限製……遑論要靠佛教生存。就在這山窮水盡、走投無路的處境下，塵空法師的一句話，猶如一帖強心劑，振奮起我的信心道念。是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我們應該抱持著“佛教的命運操之在我”的使命感！我將這句話謹記在心，也傳述給我的同道，互相勉勵。
是年，我從台中到了台北，在短短的兩天之內，我曾在南昌路某寺，被一長老責問：“你有什麼資格跑來台灣？”到了中正路某寺掛單，也遭拒絕，因夜幕低垂，我隻有緊緊裹著被雨水淋濕的衣服，在大鍾下躲雨露宿。有一回，就在下午一時左右抵達基隆某山寺的那一刻，寺方接到命令，不準供應我們午飯，其實，我們連前一天的午飯都還沒吃呢！想去投靠成子寮觀音山，途中卻遭大雨衝毀公路，隻得忍著饑寒，逗留在車站裏，望著狂風豪雨，心中盤算：不知還有何處可去？
灰蒙蒙的台北天空，崎嶇難行的基隆山路……至今回憶起來，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我能咬緊牙關，度過那段難堪尷尬的日子，是因為我對佛教有著堅定無比的信心，我自覺：人為的苦難，正是在考驗我們的道念與毅力；而比起佛陀在因地修行時所遭遇的種種磨難，我們這一點點挫折，真是微不足道。
好不容易，終於有一家寺院肯收留我，我開始奉獻勞力以為回報，我每晨拉車采購；我日日清洗大眾浴廁；我一天打八百桶井水供應寺眾；一有空閑，我就掃除庭院落葉；我為病人和老人服務，將亡者抬去火葬；我在大湖看守山林；我在寺中典座行堂……我沒有大用，但我有佛教靠我的心願，我要讓別人接受我，我才能有奉獻佛教、服務眾生的機會。
後來，妙果老和尚問我是否有住持法雲寺的意願，無上法師也有心將靈隱寺交給我管理，慈航法師極力推薦我至天龍寺講經弘法，宋修振理事長鼓勵我到德林圖書館讀書……由此可見，佛教是溫馨的，佛教是重視人才的，隻是我們要先建立起“佛教靠我”、而非“我靠佛教”的決心。
一九四九年至五二年期間，雖默默無聞，但也憑著一股“舍我其誰”的奉獻熱誠，為所當為。京劇名旦顧正秋女士在永樂戲院演出《火燒紅蓮寺》，我寫信向她非議劇情誣蔑佛教；朱時英居士欲更改《覺群》的宗旨，我提出異議。台灣當局呼籲“取締”拜拜，我撰文反對，主張應正名為“改良”拜拜；我為花蓮大地震奔走募款賑災；凡此別無他意，隻是一心想讓佛教有靠我的機會。
要做到“佛教靠我”，並非速成易事，還需要有堅強的忍耐力量，能經得起百般的阻難。記得過去上海滬劇團計劃將拙著《玉琳國師》改編成話劇，在台北上演，有人告訴他們不要和我來往；台灣廣播電台邀我撰寫廣播稿，有人去信要他們停止；甚至台北師範學院請我講演，海報都已經張貼出去了，還有人有辦法叫他們取消；章嘉大師提名我代表台灣佛教會參加在尼泊爾召開的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居然也有人能將全案取消……這一切一切都不要緊，我自信能耐得過千錘百煉。後來，我和弟子在台灣廣播電台製作“佛教之聲”單元，達六年之久；我在台灣從台視到中視、華視主持佛教節目，轉眼已有十幾年的曆史，甚至我現在每講三分鍾，華視還給我六百元台幣的酬勞；而在各大專院校間的講演，已經多得無法應付。現在我不必代表什麼會，參加什麼會，我在一九九二年五月中成立的國際佛光會，就已經將佛光普照全世界了。
因此一個人不要害怕被別人打倒，能打倒自己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
四十年的歲月，瞬目即過，回想來時路，其間所遭遇的艱辛困苦，真是筆墨難以形容，我之所以能夠堅固道心，無怨無悔，塵空法師的至理名言——“要有佛教靠我的信心，不要有我靠佛教的觀念”，誠然是非常重要的。
（一九九二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