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有些名目就隻有很少人知道了。據我的粗淺認識，紅槍會等武裝組織，都屬於地主武裝，也從屬於比較富裕的農民階層；從曆史源流說，都來源於元、明以後的白蓮教分化的各種支派。農村中在亂世年頭比較敢作敢為、地主和富農階層的頭麵人物掌握著這些自己的武裝力量的領導權。在快槍不普遍的年代，這些武裝組織靠迷信、念咒、下神、宣傳神靈保佑，刀槍不入，鼓舞鬥誌。依靠人多，人海戰術，進行作戰。等快槍普遍之後，這一類原始的武裝組織就由軍事織製的民團代替，完全變成地主武裝了。上述這一類武裝組織，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時期，鬥爭的側重點不同。有時帶有“反洋”色彩，有時帶有反政府苛捐雜稅色彩，有時起著反軍閥作用，但是持久不變的鬥爭目標是土匪。紅槍會的以上鬥爭目標都和農村中地主階級的利害一致，所以受到地主階級的提倡，支持，而且往往被地主階級掌握著領導。土匪對紅槍會的鬥爭是生死鬥爭，沒有妥協餘地。在北洋政府時期，陸軍人數很少，忙於內戰，不經常駐紮各府、縣地方，所以地主階級和廣大農民為要保障社會生活平穩，就得依賴紅槍會這種武裝組織。土匪可以與地方一部分地主互相勾結利用，同地方小軍閥互相勾結利用，但沒法同紅槍會及支持和領導紅槍會的地主、紳士互相勾結利用。土匪有時受地方政府和地方軍閥招安，但不能受紅槍會招安。這是兩種水火不能相容的力量，鬥爭是殘酷的。小說中寫李水沫杆子攻打劉胡莊，又寫薛正禮一股打進一個小村莊，殺人放火，都是對紅槍會的鬥爭。
攻打劉胡莊還有搶劫牲畜財物和擄掠婦女、肉票的目的，燒毀那個小村莊就隻是為著對紅槍會的報複。由於《長夜》是一部自傳性質的小說，加上在寫作這部小說時我還是喜歡屠格涅夫的小說形式，所以沒有使故事向廣闊展開，沒有正麵寫出紅槍會的人物與活動。但是，盡管如此，小說對讀者理解二十年代的舊中國農村還是有幫助的。假若解放後我修改《長夜》的打算能夠實現，則此書有可能變得內容大大豐富，故事波瀾壯闊，但真實性就會變了。四在抗日戰爭期間，我曾有一個反映河南農村變化曆史的“三部曲”創作計劃：第一部定名為《黃昏》，寫清朝末年和民國初年農村迅速崩潰的過程，像風俗畫那樣寫出我的家鄉農村生活的變化曆史。第二部就是《長夜》，寫農村崩潰後農民離開土地，沒有生計，不當兵就拉了杆子，而我寫的是一支杆子的活動情況。第三部定名為《黎明》，寫北伐軍進入河南，新舊軍閥在河南南陽地區的角逐，農村各種力量的大動蕩，大分化，而一部分知識分子（共產黨員和受共產黨影響的青年）如何開始到農民中傳布革命火種。由於《長夜》帶有自傳性質，最容易寫，所以我先從《長夜》動筆。但是缺點也在自傳性質上，局限了我，不曾寫出來那個時代的較廣闊的社會生活。我是一個富於空想、誌大才疏的人，這弱點使我一生吃了大虧，在文學創作上不能有多的成就。關於故鄉的題材，我還計劃以別廷芳這個人物為主人公，以彭錫田為主要配角，寫一部長篇小說，定名為《小獨裁者》。一九四八年我住在上海郊區，除為《李自成》準備資料外，將《小獨裁者》寫了大約將近十萬字，後來自己不滿意，將稿子燒了。一九五一年秋天我由上海回到河南，私懷目的之一是完成《黃昏》、《黎明》的寫作宿願，並將《長夜》改寫。
但是曆史條件變了，宿願隻能任其幻滅。當時領導同誌片麵地強調寫普及作品，認為隻有寫短小的普及作品如演唱材料才是群眾所需要的，時代所需要的，同時經常號召大家都為中心工作而寫作，如歌頌農閑積肥等事都成為文學藝術界進行創作的中心任務，不肯寫就是不肯為當前的政治服務，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和文藝思想嚴重。有一位在當時河南文藝界較有威信的領導同誌經常批評我不肯寫“雪裏送炭”的作品，隻考慮寫大作品，為自己在曆史上樹碑立傳。他的出發點是“愛護我”，所以口氣中總帶著許多惋惜。因為我“固步自封”，不聽忠告，所以口氣中也不免有挖苦意味。我觀察了一些文學史上的情況，也反省了自己沒有出息的原因，總結出一個簡單的認識：一個較有成就的好作家，必須具有進步的思想（就他所處的時代說）；必須關心現實，充滿正義感，而又能在困難條件下敢不盲目地追隨流俗，人雲亦雲；必須有豐富的生活閱曆，對生活的知識愈深廣愈好，不應局限於一點，名曰深入生活，實際是孤陋寡聞；必須在寫作上不斷提高，精益求精，到死方休；必須利用一切機會讀書，提高自己的學問修養。以上幾點，互相關聯，相輔相成。
我的這點意見，在當時曆史條件下是決不能公開說出的。五六年到五七年我僅僅流露了一兩點類似意見，都“理所當然”地被作為資產階級右派言論批判，而且終不免被錯劃為“極右分子”。一九五三年夏，中南作協分會成立，我被調到中南作協。極左思潮、教條主義、將文藝和政治關係簡單化和文藝領導的武斷作風，井下兩樣。這不是某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時代的流行病。我前邊所提到的那位老朋友同時調到中南，依然擔任主要的領導工作。他依然經常批評我不願意為工農兵寫短小作品，還提醒我：“你要知道，寫短小的通俗作品也可以產生托爾斯泰。”對於我的文章風格，這位領導朋友也當眾向我提出忠告：“目前是無產階級革命時代，時代的文藝風格是粗狂。雪垠的毛病是文筆太細，不符合時代要求。不改變這種風格，很難反映我們這個時代的生活和人物的精神麵貌。”我每聞以上各種高論，都是頑固地付之一笑，但望通過我的創作實踐來回答這位朋友兼領導的關懷和批評。親愛的讀者，請想一想，在上述曆史氣氛和生活環境中，我要實現與現代河南農村生活“三部曲”的宿願當然隻好付之東流。多麼可惜！五現在我將話頭轉回到《長夜》這部小說上，談一談它和《李自成》的特殊關係。首先是我運用河南人民語言的問題。
我在外地生活了幾十年，但是我熟悉的地方還是故鄉。在別處我有過生活，但沒有在土壤中紮根。大概世界上多數作家都如此，他們喜歡寫他們的故鄉，常常利用他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進行創作。河南的土地和人民哺育過我的童年和少年，在青年時代我又在河南留下了活動的足跡。我熟悉河南的曆史、生活、風俗、人情、地理環境、人民的語言。提到河南的群眾口語，那真是生動、樸素、豐富多彩。在三十年代，我曾經打算編一部《中原語彙》，如今還保存著許多寫在紙片上的資料。我對河南大眾口語熱情讚賞，而它也提高我對於語言藝術的修養。關於我同河南大眾口語的血肉關係，已經反映在我的《差半車麥秸》、《牛全德與紅蘿卜》、《長夜》和《李自成》等作品中。這情況你們都清楚，我不用多說了。如果我丟掉了故鄉的人民口語，我在文學創作上將很難發揮力量。兩年來我看見了不少分析和評論《李自成》第一、二卷的文章，但是關於《李自成》的語言問題，尚缺乏寫得比較深入的論文。《長夜》的重新出版，將會提供一點有用的參考材料。讀過《李自成》再讀讀《長夜》，可以看出來我在運用河南大眾語方麵一脈相承，也可以看出來在語言的美學追求上一脈相承。土匪黑話是特殊語言。《李自成》第一卷中所用的那些黑話，都見於《長夜》。
黑話之外的特殊語言，例如《李自成》第一卷中寫高夫人率領小股騎兵佯攻靈寶，有一義兵用順口溜形式“自報家門”那段話，也可以在《長夜》中看見原形。當然，《李自成》在語言的運用上，色彩豐富得多，除以樸素的大眾口語為基礎外，還有士大夫的語言、江湖語言、詩、詞、古文、駢文等等。其次是《長夜》中所寫的生活同我寫《李自成》有一定關係。我寫《李自成》需要閱讀大量文獻資料，這是每一個讀者的心中都清楚的。但是，許多讀者不清楚我有《長夜》的生活經曆，對《李自成》中所寫的一部分生活不是靠書本，而是靠我自己有感性知識。當然，我的感性知識不限於《長夜》中所寫到的，許多我童年和少年時代在河南家鄉所耳聞目睹的生活片斷都成了有用的素材。由於《長夜》是一部帶有自傳性質的小說，所以我從少年到青年時代所知道的許多關於土匪生活的知識都沒有寫進去。我是豫西人，而豫西是有名的“土匪世界”。拿我家鄉鄧縣說，大約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三年，東鄉由紅槍會控製，西鄉由土匪控製。土匪控製區因農民流亡，形成幾十裏荒草區域，當時縣政府上報的荒地有四萬頃，雖然可能有誇大，但情況的嚴重可想而知。我曾經進入荒區看過，荒草有半人多深，野雞亂飛，野兔群奔，灰白色的狼屎處處。在我寫《李自成》時，取自《長夜》中的生活經曆不少，另外又用《長夜》以外的生活作補充。你讀完《李自成》之後，倘若你再讀讀《長夜》，就會看出來《李自成》中有些故事情節和人物可以在《長夜》中找到影子或原形。當然在《李自成》中是經過重新加工，重新給予藝術生命，而不是重複，照抄。你們將兩書可以對讀，自會清楚，請恕我節約筆墨，不必自己指出來具體例證。現在我順便談談《李自成》第一、二卷中所寫的杆子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