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為重印《長夜》致讀者的一封信
親愛的讀者：
如今我將三十多年前所寫的一部長篇小說《長夜》送到你們麵前，請你們在工作閑暇的時候讀一讀。請你們在欣賞之餘，給予批評。我順便將關於這部小說的若幹問題，以及我的一些創作願望在解放後未能實現的憾事，在這封長信中告訴你們，使你們更容易了解這部小說，同時也了解我在創作道路上的部分經曆。我還要告訴你們《長夜》和《李自成》有密切關係，讀《長夜》是打開《李自成》的創作問題的鑰匙之一。因此，我將這封信作為《長夜》重印本的代序。一這部長篇小說寫於抗日戰爭末期，一九四七年在上海懷正文化社出版。當時隻印了兩千本，沒有引起讀者注意，甚至不為人知。但個別讀過這部小說的朋友給予一定的重視，告訴我它是一部有意義的作品，寫出了別人不曾寫過的題材，即民國年間中國北方農村生活的一個側麵。雖是中國農村的一個側麵，大概也反映了河南全省，也許還包括陝南、陝北、鄂西、皖西、皖北、魯西、冀南等廣大農村二十年代曾經有過的、大同小異的普遍現實。這是一部帶有自傳性質的小說。雖然也有虛構，但是虛構的成分很少。小說的主人公陶菊生就是我自己。我是農曆九月間生的，九月俗稱菊月，所以我將主人公起名菊生。這故事發生在一九二四年的冬天到次年春天，大約一百天的時間。現在我將這一故事的曆史背景告訴你們，也許對你們閱讀這部小說是有幫助的。一九二四年的夏天，我從教會辦的舊製高等小學畢業後，（我沒有讀過初小）跟隨一位姓楊的同學到了直魯豫巡閱使、直係軍閥首領吳佩孚“駐節”的洛陽。他的巡閱使署在洛陽西工。洛陽西工成了當時中國北方軍閥、政客們縱橫捭闔的活躍中心，也是吳佩孚的一個練兵中心。他親自兼師長的嫡係精銳部隊是陸軍第三師，大部分駐紮西工。第三師附屬有學兵營和幼年兵營。我懷著進幼年兵營當兵的目的到洛陽。我的大哥已於春天受到別人慫恿，進了學兵營當兵。他對於軍隊內部的黑暗已經有一定認識，堅決不許我當吳佩孚的幼年兵，請那位姓楊的同學將我送到信陽，進教會辦的信義中學，插入初中二年級讀書。學校設在信陽西門外，溮河北岸，麵對賢隱山。這年九月，醞釀數月的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了。吳佩孚離洛陽急速北上，由大總統曹銀任命為討逆軍總司令，進駐秦皇島，指揮直係各部隊約二十萬人向奉軍進攻。雙方都使出全力作戰，戰事膠著在山海關和九門口一線。原來也屬於直係軍閥陣營的馮玉祥，因受吳佩孚排斥，丟掉了河南督軍的重要位置，掛一個陸軍檢閱使的空名義，駐兵南苑。
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時，吳佩孚任命他為討逆軍第三路軍總司令，命他率部隊進入熱河，威脅奉軍右翼。當吳佩孚與張作霖在山海關一帶鏖戰正酣時，馮玉祥暗從熱河回師，突然於十月二十三日進入北京，控製了北京各要地，拘押了曹銀，通電主張“和平”。吳佩孚前後受敵，被迫從大沽口乘船南逃。他將在山海關一帶作戰的直軍交給張福來指揮，隨即全線瓦解。吳佩孚從吳淞口入長江，到武漢上岸。他原來打算依靠長江流域的直係軍閥力量成立“護法軍政府”，進行反攻，但這些軍閥各為自己割據的地盤打算，離心離德。駐節武漢的兩湖巡閱使蕭耀南對他也是表麵擁戴，實際抗拒。吳佩孚不得已急回洛陽，另謀集合兵力。但是反直勢力不讓他在洛陽有喘息機會，首先是國民二軍胡景翼部由冀南攻入河南，接著是鎮嵩軍的憨玉昆部由潼關東進。吳佩孚不能在洛陽立腳，退駐豫鄂交界處的雞公山，而他的部隊在信陽車站外挖掘戰壕，大有在信陽作戰之勢。吳佩孚在雞公山駐的時間不久，一籌莫展，隻好通電下野，暫時到嶽陽住下。胡景翼做了河南軍務督辦，自兼省長。小說結束時，已進入胡景翼做河南督辦時代。到這年春天，為搶奪河南地盤，胡景翼和憨玉昆在豫西發生激戰，被稱為胡憨之戰。
結果憨玉昆戰敗。胡景翼不久病故，所以小說結尾處提到薛正禮一股杆子投奔一位將做信陽道尹的紳士家中，那位紳士姓劉，是國民黨人。因為胡景冀死去，河南局勢大變，姓劉的官夢並未實現。這最後一股杆子的下落，我不清楚。由於信陽的局勢混亂，學校提前放假，通知學生們迅速離校。我同我的二哥，還有另外兩個學生，順鐵路往北，到了駐馬店，然後往西，奔往鄧縣（今鄧州市），在中途被土匪捉去。被捉去的地方可能屬於泌陽縣境，我當時也不清楚，隻知距離姚亮鎮不很遠。關於我被捉去的經過和在杆子中的生活，小說中所寫的都是真實情況。小說中提到的徐壽椿和馬文德這兩個地方小軍閥，都是直係軍閥的殘餘，互相爭奪南陽地方的地盤，同時也爭奪杆子武裝，爭奪我們的杆子。二自從這部小說出版之後，我自己沒有再看過一次。如今因要重印，我從頭看了一遍。它深深地將我帶回到二十年代河南農村生活的曆史氣氛中。這部小說中描寫的不是一般的農村生活，而是土匪生活，是通過寫一支土匪的活動反映二十年代曆史條件下的中原和北方的農村生活。如今重讀時候，它喚起我關於當時那種奇特的曆史生活和一群綠林人物的回憶。總之，它是半個世紀以前的現實生活，不是憑空瞎寫。我就是在那樣的曆史環境與曆史氣氛中進入社會生活！因為這是一部帶有自傳性質的小說，所以我在進行寫作時，不追求驚險離奇的故事情節，不追求浪漫主義的誇張筆墨，而力求寫出我少年時代一段生活經曆的本來麵貌。
像這樣題材，加一些驚險離奇的故事是很容易的，但是我盡可能按照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寫這部小說。同誌們，你讀的時候也許會感到這書中有許多浪漫主義氣氛，但是那氣氛是生活本身提供的，不是我故意加進去的。浪漫主義的色彩，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本來就不少，在有些境遇中顯得特別濃厚。在寫作時候，為忠實於現實主義，我決定不將主人公陶菊生的覺悟水平故意拔高，也不將貧雇農出身的“綠林豪傑”們的覺悟水平和行為準則拔高。我寫了幾個本質上不壞的人，但他們有各自的弱點，而且有時殺人放火，奸淫婦女。他們有可愛的和值得同情的地方，但他們畢竟是土匪。我是從他們殺人放火、奸淫擄掠的生活中看出來他們若幹被埋藏的或被扭曲的善良品性。
當然，並非在所有的士匪身上我都毫無例外地發現了善良本性。倘若我在寫作時故意將菊生和幾個主要人物的覺悟水平拔高，這部小說就變成另外一種麵貌。如果那樣寫，縱然能獲得某種成功，但是它將丟掉藝術的真實，也背離了曆史生活的真實。忠實地反映二十年代河南農村生活的重要側麵和生活在那樣曆史條件下的人物的精神麵貌，是我要寫這部小說的中心目的。小說中當然反映了我的世界觀和我的思想感情，但是我決不背離曆史生活的真實，故意加進去某些思想宣傳。三在這部小說中，我寫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農民因沒有生活出路而叛亂。我寫出他們的痛苦、希望和仇恨；他們“下水”（當土匪）後如何同地主階級存在著又拉攏又矛盾的關係，其中一部分人如何不得不被地主中的土豪利用；我寫出來杆子與地方小軍閥之間的複雜關係；我還寫出來杆子內部存在著等級差別：有人槍多，放出一部分槍支給別人背，坐地分贓；有人背別人的槍；有人當“甩手子”，地位很低。小說中所反映的社會現象，人與人的關係，階級關係，正是我在少年時代曾經生活於其中的曆史現實。《長夜》的時代正是中國農村因軍閥混戰頻繁、帝國主義加緊經濟侵略，加上其他各種人禍天災，進入大崩潰的黑暗時期。內地沒有現代工業，城市不能吸收農村的失業人口，農民失業後或者逃荒異地，或者大批餓死，而年輕男人最方便的道路是吃糧當兵或當土匪。那時到處城鎮有招兵旗。吃糧當兵，一打敗仗可以變為土匪，土匪一旦受招撫就成了兵。當然，善良農民，像小說中王成山那樣的人，是多麼地希望能夠不當土匪而生活下去！
農民在接受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以前，一代代都有為生存而鬥爭的武裝叛亂，但不能成為自覺的階級鬥爭。有的武裝鬥爭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例如希望推倒舊江山，建立新江山，但也不是階級的自覺。至於那種沒有清楚的政治目的，僅是為著不餓死，為著報仇，從事搶劫，奸淫，過一天算一天，便隻算低級形態的武裝叛亂，不能算作起義。我在《長夜》中所寫的武裝鬥爭，就是低級形態的武裝叛亂。低級形態的武裝叛亂就是拉杆子，當蹚將，通常的貶詞是土匪。一支人數較多的土匪武裝，其階級成分是複雜的：有真正的失業農民，有農村中的二流子，有離開軍隊的兵油子，有破落地主家庭出身的人；還有曾經受過招安成了官軍，因打敗仗或不得意而重新下水的軍官，這種人下水後利用他們的號召力、組織才能、以及手中掌握較多的槍支而自己拉杆子，作為管家的，即土匪首領。
在古代史、近代史和民國年間的現代史上，往往有武裝叛亂在開始就有比較清楚的政治目的，我們稱之為起義；也有起初無明顯的政治目的，隨著武裝活動的發展而有了較清楚的政治目的，我們也稱之為武裝起義。但是從封建的中國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各種農民起義都沒有覺悟到要從根本上改變封建的社會製度，使農民作為一個階級得到解放。農民隻有得到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和教育，才開始懂得階級解放的道理。我在小說中所描寫的土匪生活沒有清楚的政治目的，這是二十隼代前期從漢水流域、淮河流域、黃河流域……直到關外，大半個中國相當普遍的社會現象。中國共產黨尚在幼年。在北中國的茫茫大地上，社會主義的思想在很少數知識分子、大城市產業工人和鐵路工人中間傳播，沒有同農民結合。所以對廣大農村來說，當時還處在漫漫長夜的黑暗時代。不過，黎明也臨近了。土匪由於是沒有政治覺悟的叛亂武裝，成分複雜，所以不會有好的紀律。奸、擄、燒、殺，成為土匪的“家常便飯”。土匪並不是農民的出路，而是社會的破壞力量。為抑製和消滅這種破壞力量，就產生了它的對立麵，即紅槍會。在二十年代，除紅槍會外還有勢力較大的大刀會，勢力較小的黃槍會、綠槍會、紅燈照、金鍾照等等組織，但是紅槍會最普遍，成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