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風派的《希望》第三期上一篇題為《市儈主義底路線》的文章中，痛罵過我的《差半車麥秸》以後，緊接著罵我的《牛全德與紅蘿卜》說：
其後，姚雪垠先生又寫了《牛全德和紅蘿卜》。這種寫作方式——生活方式的繼續。大約是受了不負責任的讚美的緣故，姚雪垠先生發展了他的這種道路了。牛全德是兵士，紅蘿卜是農民，兩種性格的刻畫，諸如此類。
但那農民，仍然是不停的吸著煙袋——技巧，也顯得窮窘了。但我想特別提出來的是牛全德嫖女人的那一段，作者描寫了性交的姿勢，響聲等等——大約這是寫實主義吧！作者又讓那墮落的女人聽了宣傳隊的宣傳而轉變了，說：“女人一向是受壓迫的，現在我要過新的生活了！”可愛的先生們，向理論八股盡情的鞠躬吧！胡風派在別處好像也罵過《牛全德與紅蘿卜》，但因為我一時借不到資料，隻好暫作懸案。如今隻就上引的一段文章討論討論，希望胡風派的朋友們能夠平心靜氣的聽一聽我的抗辯。
首先，胡風派的批評家將我的這部小說的題目看錯了一個字，雖不重要，但也是一個疏忽。在英文上“和”或“與”都是“and”一個字，在中文上卻大有分別。這分別不在意思，而在平仄。《牛全德與紅蘿卜》在英文上隻有三個詞，在中文上卻有七個字。我決定用“與”而不用“和”，是要在幾個平聲字之間換一個仄聲字，求聲音有變化，有變化才有諧和。再者，“和”與“紅”發音的部位相同，二字連續便拗嘴，換一個“與”字就沒有拗嘴的毛病。因為胡風派的批評家在寫批評的時候太不冷靜，太不虛心，所以才有此疏忽。連我的書名字都沒有看清楚，內容當然更不用提了。
其次，胡風派的批評家說：“牛全德是士兵，紅蘿卜是農民，兩種性格的刻畫，諸如此類。”我的這部小說辛辛苦苦的費了一年的時間寫出來，胡風派的批評家卻隻用這一句不負責任的話輕輕的概括了它的題材和主題，實在是最壞的批評作風。我指責這位胡風派的批評家不負責任，是因為他竟用“諸如此類”四個字將一切問題一筆帶過。既然什麼問題都可以用“諸如此類”一筆帶過，那還有什麼批評可談呢？比如我們讀《戰爭與和平》，也可以說這部書是寫拿破侖侵俄之戰的故事和人物，諸如此類。請想想，這不是一大笑話嗎？至於我的《牛全德與紅蘿卜》，任何不懷成見、不企圖誣蔑的讀者都知道它決不僅止於刻畫性格，它的主題是表現舊時代的江湖義氣向新時代的革命責任感的漸漸移轉，偉大的同誌愛終於淹沒了個人的恩仇。退一步說，即讓這部小說僅限於性格刻畫，隻要我刻畫成功，從典型的人物反映出這時代的曆史影子，不也是很可喜麼？
抗戰期中，有些自由的土地上用生產勞動改造“二流子”，認為是曆史上的一件大事。牛全德不也是“二流子”麼？從抗日團體中他獲得了改造的機會，終於成為一個為民族犧牲的英雄。我刻畫出這樣的性格，有什麼罪過呢？事實俱在，任何不懷成見的讀者都承認我的典型創造是成功的。
胡風派的小圈子最好能創造出比我的《差半車麥秸》、《牛全德與紅蘿卜》更大的典型性格，更成功的人物才是，不應該對我這微小的成績滿懷妒意。至於說“牛全德是士兵，紅蘿卜是農民，”這說法也不夠正確。我寫牛全德的時候，隻認為我是在寫一個典型的農村流氓無產者，並不認為我是在寫典型的士兵。牛全德雖然幹過十幾年軍隊，但決不能作為士兵典型看。
舊日的軍營生活曾發展了他的流氓性是事實，但即讓沒有這一段生活他仍然是一個農村流氓無產者。胡風派的批評家之所以把士兵和農村流氓無產者混為一談，沒有透過某一些現象去把握到問題的本質的差異，也許是由於不懂，也許是由於粗心，也許是由於太傲慢而不願認真的讀一讀我的作品。但不管怎樣，既要寫批評，就不應該有此情形。我寫紅蘿卜時候是企圖寫出來一個相當富裕的自耕農，把他看成是一個具體的、現現實實的典型人物，並沒有把他看成是一般的農民。單說“農民”，是抽象的、空洞的、沒有階層生活的人物。胡風派的批評家說“紅蘿卜是農民”，錯了。為什麼錯了呢？因為，我所寫的本來是十分具體的人物，經你一說，就變成了抽象的概念了。你既不理解紅蘿卜，也不理解我的創作企圖和過程啊！第三，胡風派的批評家說：“但那農民，仍然是不停的吸著煙袋——技巧，也顯得窮窘了。”我自己和我的不懷成見的朋友們，也都認為我寫的紅蘿卜沒有牛全德那樣成功，但要說我的技巧窮窘了，卻是誣蔑。我一直在繼續豐富生活，學習寫作，技巧怎麼會窮窘呢？關於牛全德與紅蘿卜這部小說的整個技巧，留待後邊再談，如今隻單獨的說一說紅蘿卜的問題。
紅蘿卜在這部小說中是一個重要配角，而不是真正主角。在寫作的時候，我將大半力量放在牛全德身上，少半力量放在紅蘿卜身上，這是事實。初版本紅蘿卜的失敗處不在他不停的吸著煙袋，而在他的心理和性格中缺少矛盾，缺少矛盾也就缺少了變化。一九四四年的春天朋友們用小規模討論會的形式批評這部作品的時候，茅盾先生，乃超先生，以群兄，都有這同樣看法，我當時好像是茅塞頓開，五體投地的佩服。直到如今，我沒有懷疑過他們的這一點深刻意見，所以在修改時竭力來糾正原來的毛病。至於吸煙袋，那是小問題，不能因差半車麥秸吸煙袋就不讓紅蘿卜也吸煙袋。我的故鄉是中國主要的煙葉出產地，農民不吸旱煙的實在少見。吸煙是農民的重要享受，也是主要的敬客之物，所以見麵時先客氣的讓對方吸煙。這種現現實實的人民生活決定了我的寫作。拿紅蘿卜的吸煙袋和牛全德的抽紙煙作對照，更表現階層習慣的差異。
即讓退一步說，我寫紅蘿卜的吸煙袋在手法上稍微有重複《差半車麥秸》的毛病，但這樣的毛病實際上微乎其微，不能拿這來將紅蘿卜全部抹殺。紅蘿卜比《差半車麥秸》更多加心理描寫，在手法上是一進步。這位胡風派的批評家不從大處著眼，專想吹毛求疵，很使我覺得遺憾。
第四，胡風派的批評家說：“但我想特別提出來的是牛全德嫖女人的那一段。作者描寫了性交的姿勢，響聲等等——大約這是寫實主義吧！”這一段我也特別的向讀者提出來，請讀者或翻一翻初版本，或翻一翻如今的修正本，用不著我多說話。我所寫的是一個小小的悲劇場麵，並沒有寫性交（即讓寫性交也未必不可，但看怎樣寫法）。胡風派的批評家為要打天下，為要鏟除他們心目中的“異己”（實際是一個戰線上的朋友），常常不惜用血口噴人。唉，胡風派的朋友們，我確實一向把你們當做畏友，但你們太叫我失望。難道你們真看不懂這一章小說麼？難道你們竟連一點批評的道德也不要麼？對敵人還應該講作戰道德，何況我並不是你們的敵人！差不多一年半的時間中，你們忽而稱我為色情作家，忽而稱我為市儈主義者，任意戴帽子，又稱我的作品為“娼妓文學”，結果我並沒有被你們打倒。你們的努力隻不過為親者所痛，為仇者所快！第五，胡風派的批評家說：“作者又讓那墮落的女人聽了宣傳隊的宣傳而轉變了，說：‘女人一向是受壓迫的，現在我要過新的生活了！”’初版本中關於那位“壞女人”的描寫有成功處，也有嚴重的失敗處，在前邊我已經說過。關於“壞女人”的失敗處是忽略了轉變過程，匆匆的讓她由“落後”跳到“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