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牛全德與紅蘿卜》的寫作過程及其他（一）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杜甫
一九四〇年的冬天，我從老河口去鄂北前方，在路上一個人非常無聊。常常，無精打采的騎在馬上，望著單調的冬的原野，默想著各種問題。
我是北方人，愛北方的豪放性格。這性格雖然粗野，但卻率真，雖然任性，但卻硬爽；雖然有時候對人很不客氣，但卻能見義舍身，濟人之急，決不會落井下石或錦上添花。因為有這種偏愛，我在無聊的旅途上，寂寞的馬背上，總想著寫一部描寫這種典型的小說出來。在我的故鄉，和我所熟悉的遊擊隊中，像這樣的人物是很多的，在我的心中就有著活的影子。將這種性格和另一個小心謹慎、自私心重的性格相對照，就格外的顯明和凸出。經過了幾天思考，兩種人物都在我的心中構成了雛形。這是我在這次旅行中懷孕的孿生子，後來我將大的起名叫牛全德，二的叫紅蘿卜。二月初我回到老河口，不久就開始寫這部小說。這時，我正寫《春暖花開的時候》，所以寫《牛全德與紅蘿卜》就成了附帶工作，進行得非常遲緩。這一年是敵人的空軍活動最凶的一年，除常常有飛機來老河口轟炸和偵察之外，還常常有大隊飛機從老河口的上空或附近飛過，去轟炸大後方各大城市，或附近幾百裏內的重要地方。常常有好些天不僅白天我不能安穩的坐在屋裏，連夜晚也得奔跑。尤其當月明之夜，更難安枕。在這些緊張的日子裏，白天，我帶著很粗劣的一疊稿紙、墨盒和毛筆，犧惶惶的躲在郊外，往往一整天不能夠回去吃飯。在郊外，我走進村莊去，向老百姓借一張小矮桌，沒有桌子時就借一把小椅子，放在草棚或樹蔭下，在上麵攤開稿紙，然後我蹲在地上，俯著上身，艱難的寫了起來。飛機一來，我趕快卷起稿紙，躲進麥地或胡豆地裏；飛機一去，我拍一拍身上泥土，繼續再寫。
因為桌子又小，又低，又不平，加之野風不時的吹動稿紙，更增加寫作的艱難。
《牛全德與紅蘿卜》的大部分原稿，都是在這樣的情形下，一段一段的，斷斷續續的寫出來的。
除上述的艱苦之外，中間還有一次狼狽撤退，幾乎我和我的稿子都沉入漢水裏邊。因為在前方生活是這樣不安定，所以《牛全德與紅蘿卜》初稿的漏洞很多。前半部寄出之後，因為生活不安定和重慶的刊物因轟炸不能出版，下半部就停下來，一停就是半年，到第二年的一月尾才能脫稿。等我寫下半部的時候，因為要趕快完成它，就隻好想法取巧。起初將稿子分上下兩部，不過是為要在中間的故事進行上來個跳躍，好省去許多筆墨，所以那樣的分法實際上是不應該的。關於人物方麵的漏洞也不少，如寫“壞女人”的轉變遺漏了一個“過程”，寫紅蘿卜的心理忽略了“矛盾發展”，寫牛全德本來有一隻手槍，而後來隔幾章就把這手槍忘了；不僅忘了牛全德的手槍，我甚至將張有才（初稿是王有才）這個人物也忘了。漏洞都出在下半部，正是因為寫下半部時我的生活更不安定，這不安定特別是在精神一方麵。大家應該都記得，一九四〇年的冬天是抗戰陣營第一次公開破裂的黑暗期間。那時我害了一場大病，在停屍間裏住了好些天，每次從昏睡中醒來，望著窗上的陽光，總覺得那陽光將永遠離開我了。在養病期間，戰區當局對我下了“逐客令”，我隨時都有生命的危險。究竟大病前還是在大病後我完成了《牛全德與紅蘿卜》，早已經記不清楚。
但風雨是那麼逼人，氣壓是那麼低沉，冬季是那麼嚴寒，大地是那麼動蕩，叫我如何能細琢細磨的寫作啊！不僅我本人在戰地遭遇劫厄，我的稿子在重慶也同樣不幸。原來印刷所遭了轟炸，稿子也隨同蒙難。起初以為全被炸毀了，後來蓬子兄從灰堆中找出來大部分，另一部分則杳無蹤影。所以在《抗戰文藝》上刊出的《牛全德與紅蘿卜》隻是殘稿，中間的殘缺處刊一段編者聲明。後來重慶某書店所出的小說選本，其中有《差半車麥秸》和《牛全德與紅蘿卜》，後者仍然保持著殘缺麵貌。《牛全德與紅蘿卜》也出過完整的單行本，不過因印刷惡劣，錯誤很多，加之我決心修改，第一版賣完後就絕跡了。
在抗戰八年間，用一種解嘲的口吻說，我是年輕一輩小說作者中比較“幸運的”一個。我的“幸運”有兩方麵：第一是我竟然有資格被胡風派特別重視，當做了文藝戰線上的主要敵人；第二是我的每一部小說發表或出版後都能夠引起讀者的相當注意，並不依賴批評家特別提拔。這兩方麵是互相關聯的，正如老子所說的“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牛全德與紅蘿卜》在重慶發表之後，正如當年《差半車麥秸》在香港發表之後的情形差不多，在全國青年中獲得了很多讀者，幾乎到處都在談論著這部作品。然而胡風先生在沉默著，這沉默叫做“默殺”。為著忠實於事實起見，我不必以虛偽姿態來一套客氣。
不管《牛全德與紅蘿卜》的成敗如何，在當時被國內廣大讀者群偏愛或重視則是事實。在恩施，報紙上曾有論戰，有人說它是怎樣了不起的作品，有人說它是摹仿蘇聯的名著《毀滅》，於是後一派就遭受前一派的批評謾罵。在河南，一個流亡的省立師範因為不容易獲得後方的鉛印本，就由同學們集資用石印把它翻版，讓它在接近戰地的山中流傳。在重慶，有兩個大學裏的文藝團體曾開會討論它；有一位山東青年連著在《蜀道》和《青光》上發表過兩篇或三篇批評，因為他讀過好些遍，批評過不止一次，所以那熱情就特別感人。我隨便的舉出來這些事實，並非要來一個自我宣傳，而是要拿這和胡風先生的沉默作個對照。兩年後胡風派在《希望》上將《牛全德與紅蘿卜》帶著嘲笑的一筆抹殺，隻看胡風先生起初的沉默就可以悟出來其中消息。
一九四四年的春天，《牛全德與紅蘿卜》遇到了一次最深刻、最公正、最嚴肅、最使我感激難忘的批評。這次批評是采取討論會的形式，並沒有文章發表，至今我珍貴的保存著當時在幾張紙片上記下的批評要點。參加這次討論的有茅盾先生，馮乃超先生，以群兄，克家兄，SY兄。克家兄和SY兄因為沒有來得及細讀，為慎重起見很少發言。，以群兄，乃超先生，茅盾先生，都發表了許多極其使我心服的寶貴意見。他們說出了這部小說的成功之處，也詳細的指出了它的缺點。特別使我感激的是茅盾先生。他的眼力是那麼不好，這部小說初版本印刷得是那麼一塌糊塗，為了要批評這部書他竟耐心的細讀兩遍，請想一想這態度是多麼認真，對一個後進是多麼誠懇！自從這一次批評之後，我就決心依照他們的意見進行修改。修改也許比創作更苦，但作品發表之後便屬於社會的，作者對社會負有責任，這種責任心常常在鞭策我，鼓勵我，提高了我的決心和勇氣。因為當時正忙於寫《春暖花開的時候》，修改的工作無暇進行，所以第一版賣完後，我就狠狠心讓它絕版。我在重慶是全指望自己的版稅過活的人，停印一本書就說明我是多麼的甘心去服從公正的批評。後來像《春暖花開的時候》那些書我都有心停印整理，但出版家要顧及血本，我的交涉都沒有得到成功。隻要日子稍久，我一定不會辜負善意的批評和熱誠愛我的讀者的。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底我由重慶市移居北碚，生活不安定，心情也不佳。在北碚我開始抽工夫整理《牛全德與紅蘿卜》，但整理了一萬多字，我就去三台教書，後來就一直沒再繼續。
正在這時候，胡風先生所領導的小宗派向我展開了大的攻勢。
關於胡風先生理論上的法西斯毒素和機械論色彩，以及他對中國民族文化的毫無所知，對人民生活的隔膜，他的剛愎的英雄主義和主觀主義，這一切不配做好批評家的弱點我今天都暫且不談。今天，我盡可能把問題的範圍縮小，以討論與《牛全德與紅蘿卜》有關的問題為主。至於關於《春暖花開的時候》的一部分，保留在將來該書的一篇序文中去詳細的向他們請教。我今天把問題的範圍盡量縮小，並不是要對胡風先生留什麼忠厚，而是今天正是我們大家都不能自由呼吸的時候，胡風先生縱然處處要樹立小宗派，要關閉起現實主義的大門，要破壞文化界的聯合戰線，但我承認他除上述種種弱點外還畢竟有他的戰鬥力量，還有他的某些貢獻，在沒有朱砂的時候紅土也是可貴的。當胡風派向我展開攻勢的時候，他們決沒有想到我在基本上還可以做一個忠實的“同路人”，決沒有想到我在這艱苦的時代中也有直接和間接的些微貢獻，決沒有想到我一直是在遭受著黑暗勢力的打擊和迫害。胡風派把我錯看成他們的主要敵人，恨不得我立刻死去，不惜以種種造謠誣蔑的方法對付我，在當時我有點傷心，現在想起來覺得滑稽。我雖然有一個倔強的性格，但一直沒想過用胡風派的方法報複胡風派。我對胡風派的作風雖極痛心，但我明白我同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真敵人，那就是黑暗勢力。所以我期望將來他們會放棄了狹隘的宗派主義的作風，會不再以誣蔑的態度對付文化戰線上的患難朋友。我決不嫉妒他們成功，更絕對不希望他們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