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住在大別山下，離戰場遠隔千裏以上，盡可以放心好啦。
來，來，我們共同幹一滿杯！”“共同幹杯！”大家都舉起杯子叫道。
在方中允右手的桌子上，首席是餘新之，陪客中大部分是教育界同人和新派紳士，他們正談論目前的教育問題，有人讚成實行“抗戰教育”，即加強求知與救亡兩種教育目的之間的密切聯係。有人認為學生隻應該埋頭讀書，培養成將來的建國人才，至於抗戰救國，應由政府負責。於是滿桌子議論紛然。在起初，後一派顯然是占了優勢，隨後餘新之加入辯論，後一派才讓了步，不再堅持。但並不是後一派每個人都對他的話誠心接受，而是有些人心裏邊大不以為然，表麵上不好意思同他駁辯。那位教育局長就用十分客氣的口氣向他說道：
“我對於餘先生的這番高論佩服之至！佩服之至！可是呢，”他感慨地搖搖腦袋，“不管什麼教育方案，我看今天的中等學校全得停辦，我們大家都必須改行才行。”“為什麼要改行？”抗戰教育派有一位問道。
教育局長冷冷地一笑，回答說：“學生們都不安心讀書，大批逃走，學校不停辦有什麼辦法？”他舉杯向餘新之敬酒：“請，請。”放下酒杯回頭來對發問的同行接著說：“咱縣裏兩個中學：男中從今春開學到現在逃走了三分之一，女中逃走了一半。一天前還有一批女學生結伴逃走，小學教員中也時常有人走掉。照這樣下去，再過半年，還辦的什麼學校？”“其實，據我看，”有一位主張要學生埋頭讀書的紳士說，“逃出去的學生十個有九個都是假借救亡名義，並不是真心救國。那些在家中訂過婚的就趁這個機會逃婚，沒訂過婚的更可以到外邊大膽地自由戀愛。我作了粗略估計，逃走的女學生多半是不滿意父兄們為她們包辦訂婚。”“這也不見得囉，”教育局長說，臉上浮著諷刺的微笑，“青年人總是富於革命性的……”方中允沒有昕完，動委會秘書程西昌站起來向他敬酒，並且拱拱手說：
“縣長命令我打個通關，先從方先生起，三拳兩勝，輸的喝一滿杯。請！請！”方中允推辭不過，但又不願猜拳，隻好站起來喝一滿杯。
等他喝畢這…杯酒，程西昌就同坐在他右邊的政治部科長大聲地吆喝起來。縣長對猜拳很感興趣，就望著餘新之的桌子叫道：
“喂喂，你們不要盡喝啞巴酒，也猜幾拳熱鬧熱鬧呀！”因為下午同縣長見麵時候，他對於戰教團的工作表示極願幫忙，所以方中允對於縣長的印象還相當滿意。當宴會之後，縣長率領著一群陪客把他和餘新之送出縣政府大門時候，他特重重地握了縣長的手，表示衷心的感謝之情，並再一次誠懇地要求說：“請在工作上多多指導。”縣長連連鞠著躬，很恭敬地回答說：
“我對於救亡是外行，今後要多向方先生請教。”雖然疲憊不堪，又帶了三分酒意，方中允教授回到戰教團後仍不肯倒下睡覺。看見團員們分成幾組圍著小煤油燈讀書和研究問題，他的精神馬上又振奮起來，臉上閃著快慰的笑容，一直向團員們走去。團員們聽見他輕快的腳步聲和手杖聲，紛紛抬起頭來，歡快地叫道：“方先生，你回來啦！”他站在他們巾間，向每一雙注視他的眼睛輕輕點頭，報以微笑，同時從鼻孔裏發出來嗯嗯聲音。因為他是那麼快活，簡直不知用什麼話來表達自己的心情。餘新之跟在他的背後，像一個學生對待他所敬愛的老師似的，說道：
“方先生，讓我來照顧他們學習，你該休息啦！”“我不累，我不累。”方中允教授一麵回答著餘新之，一麵從一位女團員麵前拿起書來看了看。看見是一本翻譯的哲學名著，他向麵前的女孩子表示讚許地點點頭，隨即問道：
“你們剛才在討論什麼問題？”“我們討論得可熱烈啦，方先生！我們討論，日本鬼子已經打人內地，北平、天津淪陷之後，上海淪陷了，太原淪陷，南京淪陷了，濟南淪陷了……為什麼救亡工作仍處處受到阻礙？”有的團員問：“方先生，有人說台兒莊勝利之後，日本鬼子在軍事上會停頓下來，重點工作將轉到向蔣介石政治誘降，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的秘密活動將更加緊。你說，蔣介石會投降麼？”另一個團員問：“有人說，台兒莊大捷是抗戰軍事上的一大轉機，從此日寇將不敢冒險前進，中國將轉入反攻。你說，這樣的判斷有道理麼？”有一位名叫高瞻的團員問道：“方先生，我也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從出現偽滿洲國，到出現殷汝耕的偽冀東自治政府，到近來在平、津和華北各地出現的各種大小維持會都是日本人搜羅的社會上的封建殘渣餘孽？為什麼國民黨內部阻礙抗戰的力量也是反對民主進步的頑固力量？這是不是證明反帝必須反封建？中國人民反封建的任務到何時才能完成？”有人馬上接著說：“對，方先生，高瞻提出的問題請你講講。我們小組剛才討論了這個問題，正在討論你回來了。”另有人要求說：“請方先生先講台兒莊大捷以後的戰爭形勢！”方中允對團員們爭搶著向他提出問題十分愉快，一天的疲累一掃而光。他在他們的中間坐下去，又點頭示意餘新之坐下去，然後說道：
“台兒莊大捷值得慶祝，打破了日本‘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但是這次勝利並不能改變中日整個戰局，不能阻止日軍向中國的繼續進攻，也不能改變日軍的整個戰略。有些人盲目樂觀，我今晚在縣政府酒宴上也聽到了這種論調，實際上對抗戰沒有好處。日本是強國，中國是弱國，中國人必須樹立堅持長期抗戰和抗戰到底的思想，反對妥協投降，才能最終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我昨天從武漢帶回來一篇極為重要的文章，對於當前的抗日戰爭形勢，以及未來的發展變化，分析得十分精辟，你們大家看一看好了。”“什麼人寫的論文？”幾個人同時問。
“是毛澤東寫的《論持久戰》。”“啊！！”團員們吃了一驚，紛紛要求將這篇文章拿出來讓大家一讀。餘新之笑著說：
“文章寫得確實精辟，可以解決許多糊塗觀點。我今天馬不停蹄地忙了一天，今夜一定看，明天上午就給你們大家傳閱。”“方先生，你在武漢，對日本通過陶德曼向蔣介石誘降的事，有什麼新的消息？”“沒有什麼新的消息。以目前全國民氣看，陶德曼的幕後活動不會成功。”高瞻要求說：“我剛才提的問題，請方先生替我們講講！”方中允笑著點點頭：“你們討論的問題很有意思。中國從近代開始，就遭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中國是一個大國，任何侵略者都隻能分頭蠶食中國，而不能占領中國，這就需要在中國尋找代理人。辛亥革命前，最能為帝國主義效力的是腐敗的滿清政府，民國成立以後是封建軍閥，如今肯替日本帝國主義效力的人也主要是封建社會的殘渣餘孽。
當然問題不是這樣簡單，國民黨的上層要人中也會有親日派。
五四運動時提出來反帝反封建的戰鬥口號，這是中華民族的曆史任務。如今還是這兩大任務。五四運動還提出科學與民主兩個口號，至今依然十分必要。提倡科學是醫治中國的文化落後，提倡民主是要醫治政冶上的半封建性，而提倡民主與科學這兩大曆史任務又關係密切。你們學了近代和現代史，就會明白，目前我們所進行的抗日戰爭，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曆史任務。反帝反封建的任務不僅包括當前的抗日鬥爭，也包括未來能不能建設一個合乎廣大人民需要的現代國家。”團員們對方中允的回答紛紛點頭，還互相交換著會心的微笑。隨即有一個團員興奮地問道：
“方先生，你說，抗日戰爭勝利之後，中國會建設成一個什麼樣的國家？”這一群青年的思想本來很活躍，而這個問題又是大家平時最關心的，所以登時所有的眼光都集中注射在方中允的臉上。他從這些期待的眼神中讀出了一句同聲的要求：“請你替我們講講吧！”他沒有馬上回答。如今在國民黨統治的地方從事救亡活動，情況很複雜，有些敏感的問題應該回避討論。然而他畢竟是一位教慣了書的學者，不回答學生覺得不好。他又拿眼睛向大家望了一遍，像故意逗著大家玩兒似地詢問道：
“要不要我幫你們弄清楚？”好幾個人回答說：“要！”那些不說話的都用點頭和眼神表示他們的希望也正是如此。餘新之想著這問題還是不討論為好，趕快向大家笑著說道：
“喂喂，方先生不同咱們年輕人，還是讓他快去休息吧。
你們提的這個問題，以後……”他的意思是說以後有時間，再請方先生替同誌們解釋這兩個問題。但他的話還沒說完，同誌間就有人截斷他說：
“好，好，方先生要是累的話，就明天再講吧。”方中允教授出乎餘新之的意料，搖著頭聲明自己毫不疲乏。真的，每次不管方中允怎樣的奔波辛苦，隻要一回到生氣勃勃的青年群中，立刻就感到精力充沛，變得年輕了。他開始詳細地給大家講解中國社會應如何發展，將來在抗日戰爭的廢墟上應該建成一個什麼性質的國家。盡管他回避了一些名詞，但是他的意思大家還是清楚的。他一麵講一麵注意著每個人的麵部表情。他了解每個團員正像慈母了解她身邊的孩子們一樣，從團員們的麵部表情，下頦的動靜和眼睛的神色，他會看出來他們對他的話是否了解和了解的程度。但同時他也曉得團員們的興趣並不一致，喜歡文學的不一定喜歡哲學或社會科學；他還知道因大家對他非常敬愛的緣故，無論他講什麼大家都愛聽，都相信，這樣往往會使他們在接受時失去了主動性。因此，他雖是講解問題，也仍然采取了一部分討論方式，隨時請他們自己說出看法，互相討論，一直把問題初步弄清楚之後，他還是不放心地囑咐大家多參考兒本書繼續研究，在研究時應該注意活生生的現實問題。一個女團員閃著一雙明媚的眼睛，非常天真地向他問道：
“方先生，我想將來在哲學卜多努點力，你說可以麼？”“好，好，”方中允教授點著頭說，“可是不要做一個學究哲學不僅是要人怎樣去認識世界，解釋世界，而尤其要人們怎樣去改造世界。”好幾個聲音答道：“要人怎樣去改造世界！”方中允教授望了望餘新之一眼，又轉回頭去向那些熱情的眼睛笑著點頭。看見餘新之也在向他笑著，想說話沒有說出來，方中允猜到又是那一句：“你瞧瞧，方先生！”他又轉向餘新之，點點頭，心裏邊歎息說：“‘後生’真是‘可畏’啊！”就在這當兒，他想到自己的少年時代所過的生活，所接觸的人物，所閱讀的書本，所思考的問題，完全是另一方麵的，不禁對眼前的這群孩子起一種羨慕之情，同時也惋惜自己過去有許多年的寶貴時間和精力都浪費於無用之地。當他在少年和青年時代，他壓根兒就沒有聽說過什麼是“否定之否定”，“本質和現象”，“內容和形式”等等，壓根兒沒想到過人類的前途，更莫說參加改造世界的神聖工作。那時，他所關心的是宋學和漢學的爭執問題，是今古文的誰是誰非，一直到北伐前後，他還相信胡適的話，認為考證出一個字和發現一顆星星有同樣價值。五四運動時他二十幾歲，醉心於史學和考據學，偶爾也搞一點中國思想史，他除對儒家的經典比較熟悉外，對《老子》和《莊子》都認真鑽研過，很感興趣。由於老師梁任公的推薦，他讀過孫詒讓的《墨子閑詁》，開始注意墨子學派。那時他偶爾讀一讀《論衡》，感到王充有些見解很新鮮。直到北伐以後，他才接觸到現代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哲學，逐步成為新哲學的信徒。如今抗戰一開始，新哲學的學習迅速在青年中普及了，這是他在青年時代連做夢也沒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