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方中允教授
第二天早晨，戰教團果然來了。
他們一共有二十幾個人，年紀都隻在二十左右，穿著草鞋，帶著健康的風塵顏色。領隊的是他們的團長方中允和副團長餘新之。方中允有四十多歲，高瘦個子，白淨麵皮，戴著近視眼鏡，操著帶有紹興土音的官話。他是一位有名的學者，自幼就鑽研著中國的古書本子像蠹魚一樣，立誌要追蹤乾嘉學者的後塵。十幾年來他一直在平津各大學過教授生活，被青年們看做是國學大師。“九·一八”以後，他從書齋中猛然驚醒，思想開始轉變，開始和一些救亡青年們發生關係。隨後他接觸並且認識了新的哲學思想和拯救中國的道理，從乾嘉學派傳給他的純學術的牛角尖裏解放出來，變成了一個擁護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的學者。隨著國難的日趨嚴重，他更加勇敢地正視現實，主張抗日救亡，和北平的進步學生和教授的關係日益密切。由於有共產黨嫌疑，他曾經被國民黨當局“請”去過三次，甚至有一次硬是被“請”到南京，軟禁起來。由於他的學術地位，當局顧慮著社會影響，對他不采取公開逮捕。經學術界多人營救，三次都獲釋放。抗戰爆發前一年，北平的某大學在當局的壓力下將他解聘，他來到多風多沙的黃河南岸，在河南大學中暫過著沉默的教書生活。雖然他所講授的課程與現實毫無關係，但他的一舉一動，依然被那些愛關心別人思想的人們注意著，監視著，煞有介事地猜測著，使他連呼吸都感到十分窒息。學生們對他極其崇拜。那些讀死書的學生們崇拜他學問淵博，而關心現實的學生們在暗中更親密地圍繞著他。抗戰一爆發，任何有害民族解放的反動力量都暫時在愛國的高潮下動搖，亂了陣腳，於是方中允毫無留戀地放下古書，放下考證，在地下黨的要求下，在知識界從事救亡運動的領導活動，而他也熱情地、堅決地獻身給民族解放的神聖事業。
半年來他領導著戰教團沿平漢線各處工作，到處播撤著新鮮種子，到處受著廣大青年的熱烈歡迎。為要把自己的薪水（他在大學中的教授位置並未取消）拿來貼補戰教團的經費，他早把太太和孩子送到一位做地方法院院長的哥哥那裏，如今隻有這個團體才是他的家，能給他無限的快活與安慰。
時常為了政治上的阻撓，他不得不回到省城或往武漢去托人疏通，解除誤會。最近河南大學遷到了雞公山，他因事到雞公山上住了半個月，昨天晚上趕到離這裏二十裏的小鎮上找到團體，今早同大家起五更一道前來。每次他離開團體期間，團員們想念他正像想念著慈愛的媽媽。雖然餘新之也是把全副精神獻給團體，但團員們對他遠不像對方中允那麼敬愛，時常積起來一些小矛盾、小問題，等方中允來時解決。
前幾天餘新之匆匆地來了一趟，僅僅在城裏耽擱半天，拜訪了縣長、駐軍師長和師政治部的幾位負責人，下午就轉往潢川。在潢川他拜訪了一位堅持抗戰的桂係高級將領，將戰教團的成立經過和工作情形報告給這位將軍。這位將軍很耐心地聽他報告，詢問了許多問題，對他們的努力十分同情，說了些慰勉的話，還捐出來兩千塊錢。他是那麼永不疲倦，一方麵在外邊奔走活動，一方麵處理團體內部的煩瑣工作，致使他的兩隻眼腈經常是紅茫茫的，臉上罩著一層因睡眠不足和疲勞過度而起的灰暗神色，有時露一點反常的微紅。如今他穿著一雙廉價的新布鞋，提著一根磨得短禿的土產手杖，跟方中允走在隊伍後邊。他們的背後是幾副行李挑子。因為昨天走了幾十裏山路，又一直陪同誌們忙到半夜，當大家睡了以後，方中允還在向他詢問著近來的工作和團員們的生活與學習問題，所以如今他臉上的疲勞神色越發顯得重，而跟睛也越發顯得紅。
在城門外和歡迎的青年遇在一起，稍耽擱幾分鍾，然後重整隊形，戰教團走在前邊，一路歌唱著走進城門。沿街民眾都以驚奇和喜悅的目光注視著他們，有許多小孩子在他們走過後拍手歡呼，跟隨著他們唱歌。方中允和餘新之都極其興奮，心像青年們一樣燃燒著青春的熱情，他們都不會唱，卻不自覺頻頻地開合著嘴唇，從喉管裏發出來低微模糊的斷續聲音，分明他們的心靈在這激昂的歌聲中同青年們的融化到一起了。餘新之的臉色開朗了。在歌聲停歇時，他望著方中允，嘴唇蠕動了一會兒，喃喃地小聲說：“方先生，你瞧瞧，雖然我們碰了許多釘子……”他看見方中允的眼睛隻顧在街兩邊的民眾、店鋪、各救亡團體貼在牆上的歡迎標語上溜來溜去，並沒有注意他的話，他也就不再說了。
整整的一個上午，本地的救亡青年、尚未參加救亡工作的知識青年、懷有抗日救亡熱情和民主思想的教育界人士，穿梭似地來同學會拜訪這個有名的救亡團體和他的領導人。一般知識分子對於方中允教授極其崇拜，誰都希望看一看他的風采，聽一聽他的談話。青年人把各種各樣的紀念冊送到他的麵前，要求他題句話或簽個名字，等他題過後再要求餘新之題。但方中允還要跟餘新之去拜訪縣長、師長、師政治部和縣黨部，因此有許多人跑來較晚，就沒有看到他，頗為悵然。人們對戰教團的團員們也懷有很大敬意，喜歡和他們接近，向他們問長問短。尤其抗敵工作講習班的先生和學生們自從參加了在城門口的歡迎之後，感情激動得簡直不能夠安心上課。
“我們也組織個團體到各處工作！到前線工作！”他們在教室中紛紛嚷叫著，有的還要求羅明和張克非介紹他們參加戰教團。由於大家對戰教團的同誌們的工作和生活非常羨慕，遂將平常所談的客觀環境的種種阻力、困難忘得一千二淨，仿佛這世界已經掌握在他們自己的手中。
午後兩點鍾，各救亡團體在同學會院子裏的草地上為戰教團開歡迎會，師政治部的魏科長也帶領了一部分同誌參加。
這個會由陶春冰擔任主席。一直開了三個鍾頭，到吃晚飯的時候在大家的歡呼聲中宣布散會。在這個小城市中，從來沒有一個歡迎會像這樣熱烈，像這樣給每個參加者以莫大的鼓舞力量。當方中允演講時候，雖然他的話使當地同誌聽起來有點費力，但沒有一個人不是在聚精會神地望著他，聽著他，會場裏忽而肅靜得像夜的森林中風絲毫無，忽而響起來如雷掌聲。從他的演講裏人們更親切地接觸到他的靈魂，感覺到他的靈魂極其天真、誠懇，而且在發光和燃燒。換句話，人們從他的演講裏清楚地認識了什麼是真正的文化戰士，認識了一個為青年愛戴的進步學者的整個人格。他報告了他自己怎樣由老學究變成“新青年”，一步比一步堅決地走上了今天所走的光明大道，每句話都叫人感到極其實在、樸素，貫穿著一個極其簡單的中心觀念，即做人必須毫無畏懼地為真理服務。
方中允演講過後，戰教團的同誌們站起來唱了兩支歌，主席請餘新之講話。
“各位同誌，”餘新之開始說，“我想大家一定很想知道戰教團的產生經過和它半年來的工作情形，現在我就來一個簡單的報告。”他的報告不但不簡單，反而過於詳細，費去了一個半鍾頭以上。首先，他報告“八一一三”以後從北平、上海、東京回來了一批文化朋友，集中在省城，和原在省城工作的一批朋友聯合起來。先辦了個救亡刊物，跟著辦了個遊擊訓練班。遊擊訓練班的主持人是姬非武和方中允兩位教授，而餘新之他自己也在班裏麵擔負了一部分責任。遊擊訓練班參加的分子都是省城裏大中學生，可惜隻辦了一期不能再繼續下去。遊擊訓練班就是戰教團的前身，不過大部分同學分散到全省各地，參加了別的救亡團體，也有一部分過黃河到戰地去真正打遊擊，現在留在戰教團的隻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講到這裏，他又把那位眾人皆知的學者，本省文化界的領袖人物，現在擔任著河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姬非武教授作一個補充介紹，然後才又繼續報告下去。介紹姬非武教授在餘新之的講話中是一個不十分必要的枝節，但是通過這個枝節可以反映他同姬教授的師生關係。他像愛談掌故的曆史教員一樣，有許多地方他的報告顯得Ⅱ羅嗦和重複。不過因為他報告出了許許多多寶貴的工作經驗，描繪出團員們的充滿著學習熱情、愛國熱情以及民主精神的生活瑣事，所以大家聽起來都感到津津有味，還時常引起來一陣哄笑。
當天晚上，縣長請方中允和餘新之吃飯，並請了許多陪客，其中有地方上的重要紳士，教育界同人和師政治部的一位科長。縣長肥頭肥腦，四十多歲，頭頂半禿，如果不是他穿著公務員製服，他的神氣倒很像一個發財的小城市商人。他對方中允極其客氣和恭維，處處表示他對後者的學問、道德、事業，都是五體投地的佩服。在酒席上，大家的話題忽而由軍事轉到政治，忽而又由政治轉到軍事，忽而又轉到青年問題。因為有幾位紳士談興很高，使這個宴會十分熱鬧。縣長頻頻地向客人敬酒，並且當他敬酒時一再聲明上頭有命令實行“新生活”，禁止煙酒，今天是歡宴佳賓，所以要大家痛飲一番。旁邊一位紳士端起杯子時再三推辭著不肯多喝，說是他近來喝酒太多，正患眼疾，為證明自己的話，他取下眼鏡，讓縣長和方中允看一看他的紅眼睛。方中允一麵和縣長、紳士們應酬，一麵聽著另外兩張桌上的高談闊論，心中湧起一種不能忍耐的厭惡之感。在左邊的一·張桌上，紳士們正以非常樂觀的論調談論著台兒莊勝利，認為敵人經這次失敗，絕不敢再向徐州進攻，一定要同我們中國講和。於是就有一位穿草綠軍服的年輕紳士說：
“抗戰本來很簡單，隻要有好的武器，好的指揮官，就能夠把敵人打敗。但目前還有個政治問題。現在許多人煽動青年。”一位胖胖的紳士怕他的話被方中允和餘新之聽見會引起誤會，趕快一麵對他使眼色，一麵截斷他：
“政治固然也重要，不過畢竟是緩不濟急。如果等政治動員工作完成，我看，起碼也得五十年。”“可是我們的戰爭至多再打一年，”穿草綠軍服的紳士說，“不說我們再連打幾個勝仗，隻要我們能在津浦路支持一年，使敵人沒有進展，敵人自己就非崩潰不可。”“那當然，”另一位紳士說，“日本是一個小國，經濟上絕不允許它長期作戰。其實要是抵製日貨能做得徹底，不用打仗它就會崩潰了。”“況且《曹劌論戰》所講的‘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的話，我看日本對中國進攻起初就是‘一鼓作氣’，現在到了‘衰’的階段，再過半年就要‘竭’了。”“對對。我看台兒莊之戰就是一個轉機，就是一個轉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