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張在小說作品中隻用一個“的”，不必分用“的”、“地”二字，有什麼道理呢？
通過三十年代前期的大眾語問題討論，我認為文學作品與理論文章不同。文學作品，應該麵向廣大一般讀者群眾。
麵向讀者的渠道有二：一是讓讀者通過眼睛閱讀小說，二是讓群眾通過耳朵聽別人讀小說。三十年代我還不知道世界上有廣播的發明，不知道小說可以廣播，隻是從對群眾朗讀這個角度考慮問題，所以主張在文學作品中隻用一個“的”字。
作家各有各的道路，深刻的道理我不懂，大概是由包括不同的學養、環境和氣質等許多因素形成的。我有自己的關於長篇小說美學的思想，雖然我不敢著書立說，但通過我的長期寫作實踐和思考，到了中年時候，即《李自成》開始創作以後，逐漸形成了我的關於長篇小說尤其是長篇曆史小說美學的認識體係。可以說，我的關於長篇小說的美學思想，幾個主要方麵都是開始出現幹《春暖》，完成於《李自成》。所謂幾個主要方麵，如：以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為根本，適當地容納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重視寫生活，典型環境表現在典型的生活細節之中；重視寫入物性格，生活細節圍繞著典型人物；在相連的幾章中，或在同一章中，追求筆墨變化，豐富多彩；講究小說的散文美；重視小說的多種語言藝術，形成中國風格或民族氣派。
我的以上自白是否有誤，請讀者讀過《春暖》後進行檢驗。
檢驗過後，對於《春暖》在出版後為什麼能成為轟動一時的暢銷書，為什麼在大陸絕版多年後仍在香港和南洋華文讀者中深入人心，這道理留待大家思考。
四關於修訂本的話四十年代，正是我三十多歲的盛年，曾有心繼續將《春暖》寫完並將已經分三冊出版的第一部略作修訂，但都不能實現，而我一九四五年初到遷在四川三台的東北大學教書去了。解放以後，生活在強勁的極左思潮之中，直到我被錯劃為“極右分子”，一來什麼運動，我在解放前的作品幾乎除《差半車麥秸》之外，都成了負數，當然從來不敢起將《春暖》重新出版的念頭。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提倡實事求是之風，解放了思想。有朋友開始讀了《春暖》，向我建議重新出版，而且不必修改。我同意可以考慮重新出版的問題，但又抱十分慎重態度。
當一九三九年秋天在湖北老河口開始一邊寫一邊寄到重慶發表時，日本飛機經常來狂轟濫炸，我隻好坐在郊外的莊稼地裏趕寫。既沒有充分思考的機會，更沒有將原稿推敲修改的時間。一九四三年在重慶出書之前，因為時間很緊，要繼續趕寫一部分稿子，全部稿子的推敲工作都沒有做。《春暖》的第一部分作三冊出版之後，四十年間我自己並沒有再看一遍。在解放前的五六年中，有些人惡毒地攻擊它是“色情文學”，甚至罵它是“娼妓文學”，我且不管，可是我的朋友中也有人寫評論文章，解放初所出的新文學史著作中，也往往對《春暖》評價很低，還有的朋友在其編著的大部頭現代文學史中，對《春暖》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幹脆一字不提，好像抗戰期間並沒有出現過這一部曾經轟動一時的長篇小說。既然有這些客觀現象，我對於是否有必要將《春暖》重新出版，就需要持慎重態度了。
一九八二年夏天，我在大連棒槌島住了一個月，分出十來天時間將《春暖》認真地讀了一追，得出了我自己的結論：這部書值得重新出版。理由是什麼？我的理由有以下幾點：
第一，這部小說在一定程度上真實地反映了抗戰初期國統區內地小城市愛國知識青年的救亡生活。如今過了半個世紀，會使當代讀者通過小說認識當時的救亡生活，社會環境，曆史脈搏，讀小說如親曆其境。
第二，我們的偉大祖國是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廢墟上產生的，目前我們的曆史任務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不再是反帝反封建，而是集中力量發展生產，促進國家的現代化。但是我們時時可以看見封建的習慣勢力成了我們向前邁進的沉重包袱。讀了這部小說，可以使讀者從一個內地小城市看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麵貌，尤其是看見封建勢力的根深蒂固。
第三，《春暖》雖然是我青年時期的作品，有幼稚的毛病，但它在藝術上並非蒼白的、色彩暗淡的作品，所以仍然能夠給讀者提供較有特色的藝術享受。
第四，我是從現代文學史走到當代文學史的老作家之一，貫穿著兩個時代，一步一步留下了深深的腳印。我有責任將從前的一部分作品編選為《姚雪垠文集），讓讀者了解我幾十年間的創作道路，而《春曖》作為文集的第一卷最為合適。
這次將《春暖》編入文集中重新出版，作了兩次修改：一次是去年夏、秋住在湖北通山縣鳳池山莊將全書初步地校改一遍，但不是定稿，不肯拿出來。近幾個月又進行一次修改，完成定稿工作。既然《春暖》在四十年前就是轟動一時的暢銷書，為什麼還要作許多修改？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我認為一個真正作家，不但要在生前對讀者負責，也要在死後對讀者負責。從作品的內容到藝術，全麵負責。
我已是接近八十高齡的作家，趁著《春暖）收入文集時作一次修改，償我宿願，以後大概不會再有修改的機會了。
第二，《春暖》原計劃寫三部，共約百餘萬字。在重慶出版的隻是第一部，人物和故事發展都在後邊。既然第二、三部都不寫了，第一鄣單獨存在就很不完整。假若我現在隻有五十歲，或解放初我的處境許可，使我能夠較自由地從事創作，我當然樂意將二、三部都寫出，完成我原來的創作意圖。但是，曆史的命運決定了《春暖》隻能以三分之一的麵貌留在人間。
較好的補救辦法我沒有，我隻能作一些小的補救。例如本來要留在第二部或第三部讓讀者明白的，如今在第一部寫明或暗示出來。總之，我通過這次修訂，盡可能使讀者感到這是一部完整的長篇小說。
第三，《春暖》第一部寫作和出版於特定的曆史條件下，使我的寫作受到了許多限製。當時國統區的書報檢查製度很嚴，有些情節不得不回避，而一回避便說不清楚。例如吳寄萍在北平讀書時加入了共產黨，七七事變後去延安一趟，沒有見到丈夫，將嬰兒留在延安，自己返回開封，又由開封回到家鄉。
這樣的故事經過對寫出吳寄萍的精神痛苦非常重要，但在原出版的《春暖》中回避了一些文字，很不清楚。又如抗戰初期，由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暗中牽線，國民黨右翼有對日投降活動，在原書中不敢明言。小說中所寫的地方在行政建製上屬於河南省，在軍事上屬於李宗仁領導的第五戰區。李宗仁既擁護蔣介石的領導，又同蔣存在派係矛盾。這一情況，在原書中寫得很朦朧，使一般讀者不易理解。郭心清是中共地下縣委負責人，原書中回避了他的身份。另一方麵，關於共產黨內部的某些不健康的現象，不但在當時不能寫出，在解放後也同樣不能說一句，隻有到了今天才可以在修訂《春暖》時通過陶春冰這個虛構的人物寫出一點。
第四，從藝術著眼，將壘書推敲一遍，或在字句上作了修改，或在細節上作了修改。有的地方改動很大，近於重寫。例如有一章叫做《紅燈籠的故事》，原是作者多次在晚會上講述的一個比較感動人的象征故事，後來寫進《春暖》中作為一章，同時也作為短篇小說單獨發表。這故事曾被譯為俄文，同《差半車麥秸》一起編入莫斯科出版的俄文《中國短篇小說選》。按一般道理講，這已經是一個相當有名的故事，可以不必再修改了，然而這一次改動很大。原來所追求的是故事的精煉和集中。但事物總是存在兩麵性，美學上的問題往往也是如此。
做到了不蔓不枝，卻影響故事內容和藝術趣味的豐富性。現在小說中的《紅燈籠的故事》，從增加故事容量和藝術趣味的豐富性著眼，利用我對漢民族神話和上古曆史傳說的知識，對這一章作了改寫。
當然，這個修訂本還會留下許多毛病，但以後不可能再作一次修改了。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於無止境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