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點，這部小說寫的是抗日戰爭初期中國內地青年的抗日救亡生活，如果再出版了，可以使那些參加過抗日救亡工作的人們重溫當年生活，沒有經曆過那段生活的人，可以通過這部小說去了解當時生活。第三點，聽說作者原來打算將《春暖》進行修改，我們希望在大陸有《春暖》的修改本出版。
看來這篇文章的作者抗戰期間在大陸的“國統區”生活，抗戰勝利後到了新加坡，對情況有一定熟悉。
一九八五年一月上旬，我應邀訪問新加坡。東道主安排負責采訪我的是《南洋·星洲聯合早報》的記者兼小說作家張曦娜女士。我一下飛機，她就陪我坐汽車往下榻的阿波羅酒家。在汽車上，她不停地向我詢問有關《春暖》的各種問題，雨使她感興趣的問題是：香港作家徐速寫的《星星·月亮·太陽》是不是抄襲《春暖》？聽說大陸禁止《春暖》再版，是否確實？
在“三女性”中我喜歡的是哪個女性？她還一再問我，根據初步印象，我認為她是哪種女性？是太陽呢還是月亮？
晚飯以後，張曦娜女士又到我的房間中談了很久，中心話題仍然不離《春暖》。她所讀到的《春暖》是香港高原出版社的翻印版。
從新加坡回國時，應三聯書店之邀，我在香港停留了一個星期，知道香港讀者讀過《春暖》的人很多。有趣的是，有一天我在三聯書店的樓上接受英文《亞細亞周刊》的女記者采訪，她不懂中國話，通過翻譯，談話持續將近兩個鍾頭。而談話的大半內容都與《李自成》和《春暖）有關。後來，她問我她是那種類型的性格。我根據她同我談話中的表現，說她是月亮型的女性，但也混合著太陽型的部分性格。她聽了非常滿意。
可見她是通過間接途徑，了解《春暖》中所塑造的幾個人物。
從新加坡和香港回來以後，我不能不思考一個問題：《春暖》在大陸絕版多年，解放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多數連書名也不知道，為什麼它在香港和南洋的華文讀者中能夠引起濃厚的興趣？
三略述《春暖》的創作意圖和藝術追求結束鉛華歸少作，屏除絲竹入中年。
——黃景仁《綺懷》黃景仁（仲則）是清代中葉的一位傑出詩人，上引七律一聯是他的詩中名句。我在三十五歲以後，對這兩句詩體會漸深，時常在心中暗誦。拿我這一生所寫的中、長篇小說而論，可以分為三個明顯的階段：《春暖》、《牛全德與紅蘿卜》、《戎馬戀》和《重逢》，都屬於青年時期的作品；《長夜》是才進入中年時期的作品；而《李自成》是由中年到老年的作品。《李自成》從一九五七年動筆寫作，至今已整整三十年，最後兩卷尚未脫稿。據我自己看，我在創作道路上所經曆的三個階段，既有階段區別，又互相聯係，是由不成熟到成熟，一步一步走過來，從現代文學史走進當代文學史。對我的幾十年來的創作道路，既要分階段看，也要作整體看。
《春暖》的創作意圖、主題思想，在作品中表現得很明白，用不著我來說明。但因為在胡風主編的《希望》和其它刊物上誣蔑《春暖》是“色情文學”、“黃色文學”、“市儈文學”等等，曾經使其蒙垢多年，最近仍有一定影響，使有些不再說它是“色情文學”的人，繼續誤認為它是一部戀愛小說。《中國大百科全書》有關詞條在記了我的早期中、長篇小說《春暖》、《戎馬戀》、《新苗》、《重逢》等之後，結論中有這樣字句：“但有的作品在青年男女愛情生活方麵用了過多的筆墨，衝淡乃至削弱了表現時代的主題。”其實，《春暖》中沒有正麵寫一個戀愛故事，《新苗》中沒有任何男女愛情，《戎馬戀》是通過一個戀愛故事寫出一個青年女性在大時代中思想感情的兩次巨大變化。現在趁我將《春暖》編入《姚雪垠文集》的機會，我就自己對《春暖》的寫作意圖和藝術追求，寫一點簡單的自白，就正於廣大讀者。
在抗戰初期，關於如何表現抗戰生活，作家們有各種寫法。我是較著眼於抗戰期間堅決抗日與阻礙抗日兩種力量的鬥爭，進步力量與頑固力量的鬥爭，封建勢力與反封建勢力的鬥爭。通過寫這種鬥爭，表現中國人民同時要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雙重曆史任務。我看見封建勢力的普遍存在，而這種現象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的基本特征。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和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團結全國愛國進步力量的堅決抗戰，使各種階級力量發生了大動蕩，大分化，重新組合，不能用簡單化的階級出身來劃分陣營。從整個時代趨勢看，是人民的大覺醒，曆史的迅猛發展，而頑固的勢力終究擋不住曆史的前進。為著容易表現這一時代的特點和集中表現這種抗戰中的社會矛盾，我設計這部小說的故事發生在經過紅色風暴的大別山地區的小縣城中，虛構了一個封建家庭，父親是曾經率領全縣地主武裝（民團）協助國民黨軍“剿共有功”的大紳士，大兒子是國民黨員，二兒子是地下共產黨員和積極的救亡青年，掌上明珠的女兒跟著共產黨走。另外還要反映較寬廣的時代背景和縱深的曆史根源。遺憾的是，原計劃這部小說要寫三部，隻寫了第一部就停筆了，小說的各種人物和各種問題還沒有充分展開。
我寫《春暖》時所遵循的創作方法，以現實主義方法為基調，融合了浪漫主義方法。個別章節，我有意識地發揮浪漫主義的表現手法以增強小說的藝術感染力。不僅小說中曾經膾炙人口的“紅燈籠故事”是浪漫主義的，而且有些曾經被讀者所喜愛的富於詩情畫意的描寫，也是浪漫主義的色彩較濃。
我的以現實主義為基調而融合浪漫主義在內的寫作方法，從《春暖》開始，而在《李自成》中得到了充分發展。
我在創作時將努力的重點放在塑造人物性格；情節跟著人物性格走，為塑造性格服務，即設計故事情節和細節是為著塑造人物。這一創作方法，貫穿在我的其它中、長篇作品中，在《李自成》中得到較大的發展。由於《春暖》是我青年時期的作品，所以對塑造所謂“三女性”特別感若趣。假若我是到了中年或中年以後寫《春暖》，重點的塑造對象大概就不會是“三女性”了。
回顧我幾十年的創作道路，可以說我對文學語言的學習較為認真，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語言風格。我受了三十年代初期大眾語問題討論的影響，對文學語言問題思考較深，形成了我自己的一套意見，也可以說是我自己的理論認識。我的短篇《差半車麥秸》和中篇《牛全德與紅蘿卜》，都是擺脫了“歐化文”習氣和“知識分子腔”，使用經過提煉的河南農村大眾口語寫農民性格，在當時紿讀者非常新鮮之感。但是，《春暖》中寫的是城市生活和從“洋學堂”出身的新知識分子，再用河南農村的大眾口語寫便格格不入。我使用從明、清到五四時代白話文學的傳統語言，憑著我個人的文學修養加以運用，成為我自己的白話文學語言。在我的白話語言中，有以下三個特色：
第一個特色是，避免了“五四”以後在新文學中習見的傾向，即避免使用歐化的詞兒和歐化的句法，避免生吞活剝地使用那些在人民口語中已不習見的文言詞兒，更避免不恰當地自遣詞兒。作家自造不通的新詞兒，這種現象在當前的文學作品中仍然時有出現，如我讀過的一篇散文作品中不說“早晨的太陽”，不說“晨曦”，而自造了一個詞兒“朱曦”，以不通自詡新鮮。
第二個特色是，在敘述和寫景部分，尤其是情景交融部分，力求將散文寫得語言流暢，如行雲流水，可以朗誦，有的地方還要求音調活潑鏗鏘，帶有音樂感。關於散文音調的音樂感，古典白話小說並不講究，我是從古典文言的散文作品悟出來的，將這一美學遺產吸收到現代小說中，運用於大段抒情和寫景的部分。不僅《春暖》一部書有此特色，而且這是《春暖》與其它幾部中、長篇小說的共同特色，也包括用中原農村大眾口語創作的《牛全德與紅蘿卜》在內。
盡管我在描寫技巧上要求精細入微，還要求字句流暢、講究音樂感，但是竭力反對文字雕琢。李白有兩句詩：“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我一直將這兩句詩作為散文美的一條主要標準。
以上第一個和第二個特色結合起來，達到我所要求的“語言三順”，即看起來順眼，讀起來順口，聽起來順耳。另外，在有些寫景部分，要做到第一，景中有情，情景交融；第二，音調美與畫麵美互相結合。
最後，第三個特色雖然不是主要的，但不妨借此機會一談。“五四”以後，我國的新文學作家和新知識界，為著使文法嚴密，表意準確，將形容詞尾使用的“的”字一仍明、清以來的習慣不變，而將副詞詞尾使用的“的”字改寫為“地”字，還有所屬的關係用的“的”字改寫為“底”，如“我底”，“你底”。後來，“底”字一般不使用了，通常使用的是“的”、“地”二字，都讀“de”音。我在《春暖》和解放前的許多作品中都隻用一個“的”字。解放後我“隨大流”，所以在《李自成》中也分用“地”、“的”二字，但思想上一直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