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為什麼將這部小說作為《姚雪垠選集》的第一卷？
《春暖花開的時候》（以下簡稱《春暖》）是我的長篇處女作。盡管不免流露出種種幼稚毛病，卻不僅是我青年時期的一部代表作，而且相當真實地反映了抗戰初期內地救亡青年的鬥爭生活。我關於長篇小說的部分美學思想也由此開始萌發，若幹年後發展成我自己的、比較全麵的、帶有中國民族特色的長篇小說美學思想和創作方法，表現在《李自成》中。
我是從寫短篇小說開始走上創作道路的，在動手寫《春暖》之前已經寫出了像《差半車麥秸》那樣的小說。但我這一生，興趣最高、用力最大的是中、長篇小說。倘若解放後沒有極左思潮的幹擾，沒有那些很不適當的、硬性的組織幹涉，能夠按照每個作家的實際情況，讓他們在總的繼承革命文學傳統的方向下有一定的創作自由，能夠發揮自己才能，為新中國的文學事業貢獻力量，那麼我在四十歲以後悠悠數十年的貢獻決不僅僅是一部《李自成》。由於我一生用力最勘是中、長篇小說，尤其在長篇小說的藝術問題上思考最多，所以在編輯我的文集時將《春暖》作為第一卷，《長夜》作為第二卷，以下是其它中篇，然後才是短篇小說……而不是按寫作的時間先後分卷。
自從一九八一年《長夜》重印了一版之後，研究《李自成》的同誌們很注意《長夜》與《李自成》的關係。其實應該說，我的有些關於長篇小說的美學思想，濫觴於《春暖》，發展於《長夜》，成熟子《李自成》。
二談一些曆史情況《春暖》這部小說，開始寫作於一九三九年的秋天，一邊寫一邊在重慶生活書店出版的《讀書月報》上連載。後來由於幾種原因，寫作不得不停頓了一年多的時間。一九四三年春天我到了重慶，趕著將《春暖》補寫完第一部，於一九四四年分為上、中、下三冊出書。
當《春暖》在國統區“大後方”的刊物上連載時候，引起了讀者的濃厚興趣，用現在的話說就叫做“強烈反響”。一九四四年以三個分冊的形式在重慶出書時候，成為相當轟動的暢銷書。五四新文學革命以後到新中國建立之前，新文學作品的印數通常是兩千冊，有許多出過一版之後就不再印了。倘若能陸續發行一萬冊，就算是暢銷書。當《春暖》在重慶出版時候，被稱做抗日“大後方”的國民黨統治區的地盤已經大大縮小，較大的城市隻剩下重慶、成都、昆明、桂林和西安；從重慶到各地之間的交通十分不便。《春暖》第一次印刷是一萬冊，而且不到兩星期銷售一空，不得不趕快重印。不管我當時的思想和文筆多幼稚，但是《春暖》出版後受到讀者的歡迎，產生了“轟動”，這是實際情況。從《春暖》第一部出版之後，這部小說竟成了各地讀者的熱烈話題，尤其競相談論書中所寫的“三女性”、“三典型”，或所謂“太陽、月亮、星星”。這也是《春暖》出版後確實發生的曆史現象。
從一九四四年開始出版到一九四六年，《春暖》共印了四次，以後就絕版了。
《春暖》剛出版一年以後，在胡風主編的文藝刊物《希望》上發表了頗有影響的批判文章，批判《春暖》是色情文學，許多尖銳的語言驚俗動眾，不必轉引。在我們幾十年的新文藝運動史上，有一種習見的規律，表現為以下三種互相聯係的現象：
第一種現象是，某些批判文章如果代表“左”的思潮，必然背離實事求是的態度和文風，而任意發揮某種“主觀戰鬥精神”。我國思想文化戰線上最早出現“左”的思潮是在二十年代束期，經過三十和四十年代，並未斷絕，在不同流派和不同人物的身上作了不同的表現。解放以後，“左”的思潮長期起支配作用，曆次運動的所謂大批判，都是發揮各自的“主觀戰鬥精神”，對矛頭所指的對象羅織罪款，無限上綱，完全丟掉了實事求是的起碼態度。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這一極左的惡劣風氣發展到了極點，給國家民族造成極大損失，至今猶令我們為之痛心。
第二種現象是，從二十年代末開始，發生在文藝戰線上的極左批判，不管打什麼旗號，從來都不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從來都不是為革命利益服務，而是為某些人結成的小圈子服務，常帶有濃厚的宗派色彩。
第三種現象是，由於幾十年來我國社會的特殊條件，在不實事求是的批判活動中，調子愈左愈能迷惑群眾，愈會有人跟著起哄。即以當年對《春暖》的批判為例，連有些讀過《春暖》的朋友們在已經形成起哄勢頭的情況下，也不敢保持實事求是的態度，輕則對我惋惜，其甚者跟著起哄的勢頭說話。古人所說的“三人成虎”，就是這個道理。
《春暖》所受的誣蔑性“批判”，影響到解放以後，使我背了將近四十年的黑鍋。在曆次運動中，同誌們在提到《春暖》時總說它是“色情文學”，好像已成定論。因為有一種時代風氣作祟，不屬於政治性的曆史問題，我不能要求組織對此事進行調查，隻好多年忍受著“輿論”壓力。
到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雖然極左思潮的根子依然存在，但是黨中央重新提出來實事求是的精神，願意明辨是非的人愈來愈多了。解放後在曆次運動中被批判為“大毒草”的作品，紛紛地得到平反。這一股強勁的實事求是之風，也刮到了現代文學史的領域。雖然《春暖》早已絕版，一般讀者無法讀到，但是少數人為著研究和教學需要，利用私人藏書和圖書館，找到《春暖》原書，進行仔細閱讀和分析。於是他們明白了四十年代在胡風主編的刊物上批判《春暖》是“色情文學”，完全是沒有根據的話。我最早看見的文章是發表在《重慶師院學報》一九八三年第二期上的《姚雪垠抗戰時期的小說創作》，作者明確地指出《春暖》不但不是“色情文學”，而且連“挑逗”性質的字句也沒有。同時或稍後出版的各種有關著作，如最重要的是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在對待《春暖》的問題上，都是從研究作品出發，擺脫胡風一派的所謂“批判”文章的影響。畢竟時代不同了，曆史大踏步地前進了。
這一段曆史情況向讀者提出了一個不妨認真思考的問題：《春暖》在出版後是轟動一時的暢銷書，不是因為它是“色情文學”，也不是因為它寫的是曲折動人的戀愛故事，那麼是什麼原因使它能夠吸引廣大讀者而暢銷一時呢？
有一個有趣的曆史現象，我在此順便一提，會引起我們對這個文藝界的曆史問題作進一步思考。
在四十年代的左翼陣線上，通過胡風主編的頗有影響的刊物《希望》，對《春暖》進行批判，加上發表在別處的“批判”文章，恨不得一棍子將我打死。可是國民黨方麵從另一個角度看《春暖》，也不滿意。台灣老作家陳紀瀅原在《大公報》工作多年，是我的老朋友。前三四年，他在台灣出版的刊物《傳記文學》上發表了一篇長文《記姚雪垠》，連載了三期。在談到《春暖》這部小說時，他先吹噓我這個人的才華多麼出眾，然後惋惜我吃虧在跟著共產黨走。他說，我在《春暖》中寫大別山一帶的階級鬥爭，是受了共產黨的影響。中國社會並沒有階級，隻有大貧小貧之分。我如果不跟著共產黨走，成就會更高。
同一部小說，左翼戰線上有人說它是“色情文學”，有人認為它對愛情寫得太多，而國民黨的朋友說它寫的是階級鬥爭，豈不有趣？
Ⅳ大概在七十年代初，《參考消息》上登了一則新聞，報道香港有人寫了一部小說，其中有三個女性稱為太陽、月亮、星星。
小說出版後，有人揭露是抄襲大陸作家的作品。作者不承認是抄襲，隨即在報紙上發生了熱烈爭論。大概由於按照不對“摘帽右派”作宣傳的“習慣原則”，所以這一則消息中沒有提到我的名字，也沒有提到《春暖》的書名。過了幾天，一位在曆次運動中一貫立場堅定、積極鬥爭的同誌問我：
“最近《參考消息》上有一條關於香港文藝界的消息你注意了麼？”我回答說：“已經看到了。”他搖搖頭說：“你創造的三典型，太陽、月亮、星星，已經影響到香港了。”因為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這位同誌也處在“泥菩薩過河”的狀況，所以他沒有對我說更多的話，但是譴責的情緒形於辭色。
“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國外的信息開始有機會傳入鎖國多年的神州大陸。我從一本內部資料上讀到了從新加坡報紙上摘錄的一篇談《春暖》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有三點意見引起我的注意：第一點，文章說《春暖》在抗戰期間是暢銷書，在香港有三種翻印版本流傳，為什麼大陸在解放後不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