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右翼領導，在希特勒上台後最初的幾個月，即1933年春，還幻想適應法西斯製度而合法存在。1933年3月19日，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執委會發布了新的決議——《打倒法西斯主義！國際社會主義團結萬歲！》決議譴責了希特勒政府的恐怖政策，特別強烈地批評了某些社會黨人“在同共產黨人統一戰線問題上頑固地堅持原來的態度”。德國黨的領導人韋爾斯居然反對國際的這個決議，為此暫時退出了社會主義人工國際執行局。與此同時，德國社會民主黨的65名國會議員，一致投票支持希特勒要求德國再次擴軍的1933年3月17日對外政策聲明。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從此開始公開批評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政策。阿德勒說，德國社會民主黨國會黨團的行動使所有執行局成員都感到震驚。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執行局公開聲明，一部分德國社會民主黨國會黨團成員的行動方式與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原則是相違背的。一部分德國社會民主黨議員無保留地讚成希特勒政府對外政策聲明並不能反映德國工人的真正意願。1933年6月10日阿德勒在一次個人表態中說：“在德國一切適應政策的嚐試都是愚蠢的”，它隻能幫助希特勒，使工人對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的信任繼續破產。
1933年8月21至25日，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執行委員會在巴黎召開了國際社會主義代表大會。執行委員會事先規定，會議的主要題目是《法西斯主義反動時期國際工人運動的戰略與策略》。參加會議的有32個黨的145名代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奧夫豪澤爾、奧倫豪爾、斯坦普菲爾、韋爾斯、布賴特沙伊德、希法亭等七人參加了代表大會。
在大會通過的決議中，談到了世界性經濟危機破壞性的後果，法西斯主義的進攻和戰爭危險的加劇，強調了資本主義的非正義性和社會主義代替它的必然性。根據社會改良主義的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觀念，要求建立國家控製的、有組織經濟的新形式。決議號召勞動人民堅決地起來保衛民主自由，根據各國的具體形勢確定各自的具體任務：在法西斯已經取得勝利的國家，要求革命地喚起人民群眾去推翻法西斯專政。在法西斯業已威脅到民主的國家裏，工人階級應當以一切手段堅決地進行鬥爭。在民主繼續存在的地方，工人階級應當努力維護它。
巴黎代表會議的決議對法西斯主義下了一個定義：“在德國，大資本和大土地所有者利用貧困的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群眾的絕望心理，戰勝了工人階級，把整個德國人民投入恐怖的專製主義之中”。在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眼裏，法西斯主義是資產階級的一支附屬力量，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群眾的專政。
在大會辯論中多數人認為，法西斯主義的本質是由它的政策而不是由它的階級性來體現的。作為本質性特征是：法西斯國家機構的野蠻壓迫、恐怖和暴力、納粹主義和沙文主義。很多人都：認為法西斯主義的根源在於小資產階級。戈裏姆、布呂姆等人還提出，法西斯主義的原因要從經濟危機中去尋找。並且重申，反對法西斯主義鬥爭的實質，就是“反對危機的鬥爭”。布呂姆聲稱：“要想取消危機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一定意義上削弱、減輕它的有害的可怕影響還是可能的……通過這樣一個政策，我們就能使國家防止法西斯主義，使它不會被法西斯打倒，我們就能使目前歐洲現有的法西斯主義策源地逐漸被孤立而縮小。”
代表會議的參加者避免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失敗原因作徹底追究。德國黨的領導人韋爾斯在全體大會上作了發言，為自己黨的政策辯護，沒有自我批評地尋找德國災難發生的原因。維爾斯把希特勒勝利的責任放在凡爾賽條約、放到西方大國和德國共產黨的身上。多數代表接受了他的辯解。代表會議承認，由於力量被工人運動的分裂所削弱，德國社會民主黨在保衛民主、抗擊反民主的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勢力的鬥爭中，迫不得已采取“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政策，乃是勢所必然。德國社會民主黨應負的責任，僅是它在1932年7月20日普魯士政變的時刻沒有呼籲工人階級使用暴力。鮑威爾在總結多數代表對這一問題的意見時說：“誰都清楚，1933年的失敗是這樣一個事實的結果，即1918年革命隻能在西方帝國主義戰勝國列強為德國革命所規定的界線內進行。因此，對這次失敗的責任要謹慎判斷”。
左派代表組成代表會議的少數派。他們不滿意於這種浮光掠影式的批評。德國代表團中的左派奧夫霍澤爾提醒與會者，要以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失敗為例檢驗傳統的改良主義政策。他首先反對社會民主黨期待國家資本主義自動發展接近於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政策，認為這是一種幻想。很多左派代表對德國黨的領導毫無自我批評精神表示失望。盡管這些左派本身還存在著一定的理論缺陷，還沒有徹底拋棄一些理論偏見，但他們已經準備同共產黨一起，動員群眾，進行反對法西斯主義和戰爭危險的鬥爭。
社會主義工人國際1933年的巴黎代表會議是曆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它標誌著國際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階段。在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世界戰爭危險的新形勢下，多數信奉改良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人無力根本改變以往的鬥爭方針和方法，隻是一味徒說空話。廣大基層黨員幹部強烈要求實現國際範圍內的工人階級統一行動。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內部的分化日益加劇。
在巴黎代表會議結束辯論時，鮑威爾說道：“我相信，對於需要如何，必需如何說得太多了，但我們並不淮備樣樣都要做到。而且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的著作還沒有從目前形勢中引出教訓”。鮑威爾表示希望，關於反法西斯鬥爭、關於對社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等問題的辯論不要隨著巴黎代表會議的閉幕而結束。
如他所說，這場辯論一直持續很長時間，而且導致許多黨內部的分化加劇。
至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由於它的全麵失敗，在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內部的影響日益衰落。在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瘋狂迫害下，這個黨處於非法狀態，主要領導人東躲西藏，無力從事國際工作。
自巴黎代表會議以後，德國社會民主黨在社會主義工人國際中的作用日趨縮小，與它在國際前期活動中的巨大影響形成鮮明對照。
§§第五章 法西斯執政後的德國社會民主黨（1933—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