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從根本上改變了德國工人階級的鬥爭條件。但是，由於社會民主黨領袖仍然堅持他們在魏瑪共和國時期所奉行的機會主義政策，沒有認識到希特勒政府的反動本質，所以，當希特勒政府將反革命恐怖的主要矛頭首先對準德國工人運動的時候，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既沒有改變他們的合法主義立場，做好開展反法西斯抵抗鬥爭的準備，也沒有改變他們敵視德國共產黨的態度，同共產黨人采取統一行動，共同開展反對法西斯政權的鬥爭。社會民主黨領袖的錯誤政策終於將自身推向了毀滅的深淵，德國社會民主黨於1933年6月22日被取締。
德國社會民主黨被取締以後，流亡國外的社會民主黨領袖成立了以奧托·韋爾斯和漢斯·福格爾為首的布拉格流亡執委會。布拉格流亡執委會為了擺脫自己所處的孤立境地和實現組織領導社會民主黨抵抗鬥爭的要求，於1934年1月發表了布拉格宣言。布拉格宣言根據對社會民主黨在魏瑪共和國時期的教訓和法西斯專政危害的分析，提出了社會民主黨的反法西斯鬥爭策略，闡述了社會民主黨對反法西斯勝利後的未來新國家的總體構想。宣言對廣大社會民主黨人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布拉格流亡執委會不僅自己拒絕同德國共產黨進行合作和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而且反對其他社會民主黨組織和個人與德國共產黨建立聯係。盡管如此，流亡國外的社會民主黨人仍然與包括共產黨人在內的其他反法西斯主義者一起積極為建立德國人民陣線而鬥爭。留在德國國內的社會民主黨人也在反法西斯鬥爭中與共產黨人采取共同行動。
1933年至1938年的社會民主黨抵抗鬥爭是德國反法西斯抵抗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參加反法西斯抵抗運動的社會民主黨組織，不僅有流亡執委會，而且還有“新開端”、社會主義工人黨、國際社會主義戰鬥同盟和紅色戰士這些從社會民主黨中分裂出來的組織。以青年社會民主黨人為主體的紅色突擊隊、社會主陣線和勞動解放社等社會民主黨組織也在反法西斯抵抗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 社會民主黨對希特勒政府的錯誤認識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意味著德國工人運動遭到嚴重失敗和德國工人階級的鬥爭條件發生根本變化。德國社會民主黨雖然認為希特勒政府是“封建的、大資本主義的和大農業的聯合”，是“反動的大資本主義和大農業的集中”，但社會民主黨領袖們仍然堅持他們在魏瑪共和國時期所奉行的改良主義政策，並沒有認識到希特勒政府的反動本質。
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始終認為，法西斯勢力雖然一時得勢，但它終於會由於其社會基礎的不一致和追隨者利益上的矛盾而失敗，即使對魏瑪共和國的生存構成威脅，也是暫時的。所以，當希特勒於1933年1月30日取得政權以後，社會民主黨領袖既不能提出符合需要的理論，也沒有做好實際鬥爭準備。
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認為，希特勒是通過合法途徑上台的，因此與巴本和施萊歇爾的總統內閣沒有本質區別，它是一個“符合憲法的保守政府”，希特勒是“保守政府的首腦”。由於政府裏真正掌握實權並決定未來政策的不是民族社會主義者，而是大農業和大資本主義的代表，因此不能認為新政府是法西斯政府。正如社會民主黨機關報1933年1月30日在題為《希特勒——巴本——內閣》的評論中所說：“作為弗蘭茨·馮·巴本的傑作的新內閣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哈爾茨堡陣線內閣……具有民族社會主義者特征的地地道道的法西斯主義者在這裏有3個人：希特勒、弗立克和格林……比這3個民族社會主義者更為重要的是另外3個人：希特勒、巴本、胡根堡……他們在多大程度上認為法西斯的試驗與他們的交易是一致的，隻有不遠的將來才能說明”。
因此，社會民主黨領袖將希特勒政府垮台的希望寄托在政府內部矛盾上。納粹黨在聯合政府中並不占主導地位，它隻擁有11個內閣職位中的三個職位，而且除了總理一職以外，其他兩個都不是重要職位。幾個重要的部都掌握在保守主義者手中，尤其是巴本，不僅是聯邦副總理，而且兼任普魯士總理，同時又有興登堡總統做後台。參加聯合政府的人分別來自不同的階級和階層，代表著不同階級和階層的利益，彼此利益上的衝突使聯合政府處於動蕩之中。因此，社會民主黨領袖認為，即使沒有外部打擊，希特勒政府也會由於內部矛盾的尖銳和激化而垮台。法西斯運動獲得巨大發展和大批追隨者的原因是希特勒許諾給他們工作和麵包，將他們從經濟危機的困境中拯救出來。現在他們歡迎希特勒被任命為總理是因為他們相信希特勒會履行自己的諾言。政府事實上不可能緩和經濟危機所造成的社會貧困，因此希特勒的追隨者會因為失望而大量減少。社會民主黨領袖根據這種假設預測，3月5日國會選舉的結果是給執政黨帶來失敗。希特勒會由於在國會中得不到多數而下台，否則就會導致激烈衝突。社會民主黨領袖認為，在這種情況下，興登堡總統會根據憲法解散政府。同時，將軍們也會站在民主力量一邊，為保衛魏瑪共和國而積極參與政治鬥爭。
由於社會民主黨領袖認為新政府不是法西斯政府，它將由於內部矛盾而自行垮台，所以他們極力反對社會民主黨黨員和全德工會聯合會會員利用示威遊行、政治集會和總罷工等議會外措施反對希特勒政府。在全國各地社會民主黨組織和黨員紛紛要求采取議會外行動的壓力下，社會民主黨執委會、委員會和議會黨團不得不於1933年1月30日召開聯合會議。社會民主黨著名領袖魯道夫·布賴特沙伊德在會上說：“現在大家討論的主要是議會外的行動，提出舉行旨在不同於向大街進軍的群眾罷工、單獨罷工、示威遊行這些問題。但是，我們要反問，進行一次大規模的議會外行動的時刻已經到來了嗎……我想談談我對此的法。當希特勒基本上站在憲法基礎上的時候，縱然可能是百倍的虛偽，但如果我們為他提供破壞憲法的理由，也是錯誤的，而且我們同時會使內閣之中的不團結力量緊密地團結起來。”社會民主黨執委會和議會黨團在同一天發表的號召書中更加明確地提出要繼續堅持合法鬥爭。“我們在憲法的基礎上進行鬥爭……政府使用或聲明其權力反對憲法的任何企圖都將會遭到工人階級和所有具有自由思想的人民的最堅決的反對。個別組織或獨立團體的無紀律的行動將會給全體工人階級帶來最嚴重的損失”。那麼社會民主黨黨員及其追隨者應該怎麼辦呢？布賴特沙伊德的回答是“為憲法被破壞的時刻做準備”。“準備好就是一切！”“適合於這一決定性時刻的是做好準備；適合於這一決定性時刻的是積聚力量。過早的行動隻能延長權威思想的壽命”。做準備的目的是為了迎接希特勒政府垮台後必然到來的“勞動人民政府”。
作為德國最大工會組織的全德工會聯合會也采取了與社會民主黨相同的立場。聯合會領袖在1933年1月30日的號召書中要求其會員：“為了嚴格和有效地防止破壞憲法和民權的行為，冷靜和審慎是第一原則。千萬不要草率行事並進行有害的單獨行動”。
大多數社會民主黨黨員和工會會員對他們的領袖是信任的。他們相信，他們的領袖會選擇適當的時機，利用有組織的政治鬥爭阻止德國走上法西斯道路。但是，1933年1月30日以後的事實表明，社會民主黨領袖並沒有履行他們的諾言。他們所說的“準備好就是一切”，不是為進行議會外鬥爭做淮備，而是準備參加1933年3月5日的國會選舉。同時，社會民主黨對共產黨1月30日提出的關於工人階級統一行動的建議反應消極。這表明，社會民主黨領袖並沒有認真考慮采取有效的行動來反對希特勒政府。因此可以說，社會民主黨領袖在希特勒上台以後向廣大黨員所做的許諾，隻不過是為了阻止已經出現的一些地方組織和部分黨員的議會外行動，和平息黨內出現的不滿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