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德國社會民主黨在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內的地位
自1923年社會主義工人國際成立，德國社會民主黨就是這個國際組織的重要成員黨。在此之前，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曾分屬於右翼社會民主黨的伯爾尼國際和中派的維也納國際。1922年9月，在紐倫堡舉行的代表大會上，德國社會民主黨與獨立社會民主黨組織上的合並，為伯爾尼國際與維也納國際聯合為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創造了重要的前提條件。德國黨的領導人韋爾斯與克裏斯平分別作為兩個國際的代表，參加了籌建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十人組織委員會。
1923年5月21日，在漢堡工會大廈舉行了社會主義工人國際成立代表大會。德國社會民主黨執委會主席韋爾斯作為大會主席主持了開幕式。到會的43個社會主義政黨的423名代表中，德國代表達79人之多。在開幕式上，漢堡社會民主黨工會領導人洛伊特裏茨致歡迎詞，他說：“去年，我們曾歡欣鼓舞地實現了德國兩個社會主義政黨在漢堡以至全國範圍的統一，現在我們更期望，兩個兄弟的國際統一起來。我們相信，在漢堡一定會很好地完成這一事業。”
在社會主義工人國際代表大會上，德國社會民主黨執委會的三位主席被選為國際執行委員會成員。即：克裏斯平（1923年5月—1936年5月在國際任職）、赫爾曼，米勒（1923年5月——1928年6月，1931年2月——3月在國際任職）、韋爾斯）1923年5月——1938年夏在國際任職）。另外還有約翰內斯·施泰林也曾被選為德國黨在國際執委會的成員（1928年6月——1931年3月，1938年夏任職）。
德國社會民主黨是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第一大黨。在國際代表大會上，它擁有最多的投票權，左右著國際各項議案的命運，成為社會改良主義的國際思想領袖。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希法亭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在國際內影響很大，直接反映在國際所通過的有關文件中，影響到各國社會黨的改良主義實踐。
1925年8月22日至27日在馬賽舉行了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與會的德國代表52名，擁有40票的投票權。希法亭在會上作了關於工人階級反對戰爭危險的報告。報告中首先回憶了大戰前第二國際斯圖加特代表大會上倍倍爾與饒勒斯的著名辯論，他對辯論中有關戰爭與資本主義不可分割關係的論述表示懷疑。他說：“這種相對的命題即：資本主義就是戰爭，社會主義就是和平。它在今天已經非常不夠了。”他宣布：“一個現實的和平主義階段已經開始了”。
希法亭背離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從理論上為改良主義關於資產階級議會國家的觀點辯護。他聲稱，工人階級早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消失以前就已經使上層政治建築民主化，作為經濟上獨立的一個階級，是能夠在政治上實現統治的。他說，自從世界大戰以來，在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日益強大的影響下，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已經過渡到民主共和國的形式。“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因為這種現代民主區別於以前所有的政治形式。現在，勞動居民群眾已經參與政治”。“在這種共和國的形式中，一部分上層建築已經受到無產階級有覺悟、有組織力量的影響”。這種“政治建築的變化”為反戰鬥爭開辟了新的前景並且要求采取新的鬥爭方法。希法亭拒絕組織革命的反戰行動，他聲稱，“保衛和平是一個範圍廣泛的組織問題”。“我們在這場爭取和平鬥爭中所貫徹的思想就是消滅國家間的無政府主義。有一種資產階級觀念，認為各民族為了爭奪權力就要不斷地相互對抗，不斷地進行競爭鬥爭，這是同無產階級的觀念、團結的思想、民族合作的思想相對立的。在這裏實質上要進行一場思想革命，即用無產階級的民族活動原則代替資產階級的民族活動原則”。希法亭的報告獲得代表們的熱烈支持。他主持起草的決議——《國際社會主義和平政策》為大會一致通過。
在1928年8月5日至11日舉行的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布魯塞爾代表大會）上，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代表58名，其中有投票權的代表40名。德國代表弗利茨·納夫塔利作了關於戰後經濟形勢和工人階級經濟政策的報告。
納夫塔利根據希法亭“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理論，分析了資本主義經濟製度。他說：“今天，資本主義在世界上比我們所估計的有更大的生命力”，“它的曆史作用還沒有衰竭”，作為一種“強有力的製度”正在不斷經曆巨大變化。在這種變化中，“一個新的經濟製度、一個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因素正在確定無凝地形成”。納夫塔利說，如果就表麵形式看，可以把“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計劃生產原則等量齊觀。1927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基爾代表大會上，希法亭曾對壟斷化和國家壟斷的發展進程作過估計。他認為這一過程可以使“由資本家組織和指導的經濟變為民主國家領導下的經濟”。根據這一觀點，納夫塔利在布魯塞爾代表大會上宣布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就是“繼續推動資本主義經濟中的這種發展趨勢向社會主義經濟過渡”，“使壟斷組織處於全民監督之下”。而要實現這一點，各國社會民主黨必須在本國範圍內加強對資產階級國家的影響，在國際範圍內，社會主義工人國際要參加、推動國聯經濟組織的發展。社會主義這一術語，在這裏僅僅意味著對壟斷進行監督、失業保險以及其它資本主義的社會權利。
大會就這個議題一致通過了《戰後經濟形勢和工人階級經濟政策》的文件。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被拋至九霄雲外，文件浸透了“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觀念。它不再把剝奪剝奪者作為目標，而隻是要求“把資本主義壟斷置於公共機關和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監督之下”。壟斷盡管會產生一些令人憎惡的現象，如“對各民族的沉重壓迫”。但決議認為，作為民族和國際範圍內曆史進步的支柱，“它的發展本身將會用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生產代替競爭……當國際卡特爾和托拉斯服從世界人民和國家對世界資本的統治時，它就表現出另外一麵，出現了消除世界市場無政府主義的前提，發展為有計劃的國際經濟領導”。
布魯塞爾代表大會顯示出希法亭改良主義理論的廣泛影響。
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另一位理論權威考茨基，在以他的“超帝國主義論”影響社會主義工人國際曆次代表大會的裁軍、反戰決歡之外，還試圖憑借自己的威望，加強國際的反蘇傾向。1925年1月，在國際執委會開會討論共產國際等問題的前夕，考茨基起草了致國際執委會的備忘錄《國際與蘇維埃俄國》，並通過德國社會民主黨狄茨出版社，印成小冊子發表。他在備忘錄中發泄了對社會主義蘇聯的仇恨，汙蔑蘇聯是“無產階級最危險的敵人”，“甚至比卑鄙的匈牙利霍爾蒂政府、意大利的墨索裏尼政府還要壞”。他聲稱，“正如所有其它的軍事獨裁主義隻有通過暴力才能消滅一樣”，社會民主黨應參加消滅蘇維埃製度的鬥爭。他說：“如果我們的國際指示拒絕參加廣泛興起的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的暴動，把任何反對他們的起義都定為反革命行動，禁止我們在俄國的成員參加這種起義的話，那麼後果將是災難性的”。考茨基的觀點得到右翼社會民主黨人的支持，也遭到一些中派領袖的反對。例如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的代表奧托·鮑威爾，作為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領導人之一，明確指出：“布爾什維克毫無疑問是俄國無產階級的一部分，一個無可爭議的革命社會主義政黨。”在布爾什維克和社會民主黨人之間，盡管有分歧，但彼此還是有一種“現實利益上的共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