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危機爆發、共和國動搖、納粹興起之後，左派與多數派在資本主義危機理論、法西斯主義的性質、容忍政策等問題上發生了尖銳的對立。這種對立最後導致了左派從社會民主黨分裂出來，另行組黨。
關於資本主義危機理論。社會民主黨左派不同意多數關於目前危機將很快過去的說法。他們認為，雖然資本主義社會的組織性高度增強，但是，資本力量的互相對立和混亂狀況卻越來越加劇。1929年開始的經濟大蕭條並不是一般的經濟不景氣，不是一個普通的周期性危機，而是一個將在世界範圍內長期持續的危機，是資本主義製度本身的危機。這種危機靠資本主義製度本身的力量是無法治愈的。因此，社會民主黨應該改變自己的路線，實行毫不妥協的階級鬥爭政策。
關於法西斯主義。左派認為，社會民主黨大聯合政策的失敗是法西斯主義興起的原因之一。他們不同意社會民主黨領導人關於法西斯主義性質的觀點。他們認為法西斯主義不是一個獨立的運動，而是資產階級統治力量的一部分，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決定性的鎮壓武器。法西斯主義和民主主義是資統治的兩種形式。“當危機寧資產階級不再能用民主的手段達到阻止資本主義製度崩潰的目標，如布呂寧做的那樣，那麼資產階級就要使用法西斯的手段來反對民主和工人階級，在‘恐怖的條件’下克服危機。”從這種觀點出發，社會民主黨左派提出，不僅僅要反對法西斯主義的代表人物希特勒，要反對站在它背後的壟斷資本巨頭，而且也要反對布呂寧，因為布呂寧是用另一種方式貫徹與法西斯主夕相同的政策。
布呂寧上台後不久，社會民主黨為了阻止法西斯主義的進一步進攻，曾對布呂寧政府采取了容忍政策。社會民主黨左派對這種政策進行了激烈的批評，認為這種政策隻能慫恿布呂寧提出進一步的反社會措施，使工人階級的狀況更加惡化，使危機更為加劇。隨後，人民將對民主和議會失去信任。布呂寧為了維持表麵的民主，最終將拿工人階級的力量去冒險。左派主張，社會民主黨應該讓右翼政黨包括納粹去組織政府，把承擔危機的責任推給右翼政府，自己充當失業者和受危機損害的所有階層的代言人，同右派政府進行鬥爭。這樣做可以一舉兩得。一方麵，一旦右翼政府無力克服危機，全國人民就會識破他們的宣傳，右派政府就會不攻自破，自行垮台。另一方麵，社會民主黨對政府的不妥協的反對態度將向人民表明，對於政府克服危機所采取的一係列損害人民利益的政策措施，社會民主黨是沒有責任的。不僅如此，社會民主黨提出真正的社會主義政策將吸引大批失業者和小資產階級，防止他們投向納粹。左派的這種觀點遭到社會民主覺多數派的強烈反對。多數派認為，左派的政策風險太大，因為希特勒掌握政權之後，誰也無法阻止他發動內戰，到那時，任何政治力量在法西斯運動麵前都將會束手無策。
左派指出，在目前的這種力量對比中，社會民主黨的政策隻艱於維持現狀，限於執行容忍較小禍害的政策，限於修補脆弱的民主形式，提不出一個積極的社會主義經濟綱領，使人們從這種絕望的形勢中看不到一點出路。總之，毫無作為，聽天由命。在這裏，左派的確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社會民主黨的致命弱點。
左派主張，推翻布呂寧政府；將戰略重點轉移到議會外鬥爭與德國共產黨聯合成統一戰線反抗法西斯的進攻。
社會民主黨左派的許多觀點與德國共產黨的一些主張非常接近。比如關於法西斯主義與資產階級民主的關係。德國共產黨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認為法西斯主義與資產階級民主是資本統治的兩種形式。1931年5月，德國共產黨政治局作出的一份決議中“法西斯主義決不是執行財政資本專政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根本對立物，而隻是一種形式上的變化，組織上的過渡。”1931年12月，德國共產黨領導人在一篇文章中說，資產階級利用社會民主黨和納粹相互交替使用來維持它的統治。1932年1月德國共產黨政治局又指出：“民主和法西斯專政不僅是具有同樣階級實質的兩種形式，而且在表麵方法上也很接近。”再如對容忍政策的批評。德國共產黨認為布呂寧政府是貫徹法西斯專政性質的政府，極力反對社會民主黨對這個政府的姑息和遷就，主張推翻布呂寧。此外，社會民主黨與德國共產黨都強調把戰略重點放在議會外群眾鬥爭上。但是，在帶有根本性的革命道路問題上，社會民主黨左派與德國共產黨是有原則區別的。左派堅持將民主共和國灌輸以社會主義的內容作為走向無階級社會的一個步驟。工人階級通過議會多數取得國家政權，然後再向社會主義邁進。但在這個過程中不排除議會外鬥爭的可能性。德國共產黨則主張用人民革命的方式完全推翻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德國蘇維埃取而代之。前者是要在舊的基礎上向新國家過渡，後者則要在一片廢墟上建設新國家；前者要求麵臨法西斯專政的危險時保衛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但不包括布呂寧這樣的政府）；後者則是要將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連同這個共和國的對手一齊埋葬。正是這些原則分歧妨礙了德國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左派進行聯合。
1931年6月，社會民主黨左派與黨內多數派的衝突在黨的萊比錫代表會上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這次大會是社會民主黨直至1945年希特勒政權崩潰為止在國內召開的最後一次代表大會。會上兩派就議會黨團對布呂寧政府建造第二艘裝甲巡洋艦計劃的立場發生爭論。1928年米勒政府執政時，社會民主黨議會黨團曾投票反對撥款建造第一艘裝甲巡洋艦。但是當1931年3月議會討論撥款建造第二艘裝甲巡洋艦時，社會民主黨出於對布呂寧政府命運的擔心，在表決中投了棄權票，這等於是默認撥款議案被通過。9名左派議員不顧黨團紀律，與德國共產黨一道投票反對撥款。在萊比錫大會上，社會民主黨多數派主張對不執行黨團決議的議員給予製裁，並通過了相應的決議案。左派對此進行了激烈的反駁。最後，9名議員中的6名議員宣布退出社會民主黨。同年10月，在馬克斯·塞德維茨、庫特·羅森費爾德、海因裏希·施特勒貝爾領導下，左派另行成立了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有88名代表和125名被邀請的客人出席了黨的成立大會。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影響很小，因為它是在“社會民主黨和德國共產黨這兩個強大的工人政黨的夾縫中求生存”，它沒有能力去影響更多的群眾，這一點在選舉中表現得很明顯。在1932年11月6日議會大選中，社會主義工人黨所獲得的席位與其他小黨派加起來才12個，在584個議席中僅占0.48%。
社會主義工人黨成立的意義在於它反映了社會民主黨在那個動亂時刻的內部分歧。1931年德國社會民主黨萊比錫代表大會對9名議員進行黨紀製裁的決議案是以324票對62票通過的。事實上，反對社會民主黨現行政策的實際人數要比這個表決數字所顯示的多得多。但一部分持反對意見的黨員認為，目前黨麵臨著日益強大的法西斯的威脅。在這種時刻，黨需要的是團結而不是分裂，一個統一的整體比個體分散的力量要強大得多。所以，出於對黨的忠誠，許多反對黨的政策的人仍然決定留在社會民主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