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黨提出了一個妥協方案，被德意誌人民黨所接受，而遭到社會民主黨的反對。同一天，最後一屆根據憲法組成的政府——米勒內閣辭職，魏瑪共和國進入了衰亡時期。
二 社會民主黨對危機的立場
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信念是建立在民主共和國基礎之上的。毫無保留地捍衛民主共和國，已成為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最高原則之一。早在1921年格爾利茨綱領中，社會民主黨就提出要為保衛業已獲得的自由而貢獻自己的一切，要把對民主的一切進攻視作是對人民生存權利的踐踏而給予堅決的回擊。1927牛基爾黨代表大會上，黑森邦總埋卡爾·烏爾裏希用一段精辟的話概括了社會民主黨堅決支持民主共和國的原因：“我們必須告訴群眾，我們決心誓死捍衛民主共和國，因為我們認為，它同君主製相比，是實現我們的社會政治要求和社會主義目標的一個更有作為的戰場”。民主共和國的主要意義不僅在於它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工人階級的民主權利，更重要的是可以在這種國家形式中通過經濟民主的道路，將整個資本主義經濟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經濟，通過和平民主的方式將資本主義社會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為了達到保衛共和國的目的，社會民主黨始終孜孜不倦地追求兩個目標，一是參加政府，提高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執行改良主義政策，阻止反民主的力量接近權力中心；二是通過選舉獲得絕對多數。實現這兩個目標有助於保持和擴大社會民主黨在全德國的影響力和控製力，從而維持實行議會製度的魏瑪共和國的生存與發展。
基於以上原則，在突如其來的經濟危機麵前，社會民主黨的第一個反應是：無論如何要盡一切力量保持共和國的平衡，這就出現了所謂“臨床醫師”和“遺產繼承人”的說法之爭。弗裏茨·塔諾在1931年6月社會民主黨萊比錫代表大會上發表了闡述這一觀點的著名講話。塔諾說：“我們現在究竟是不僅作病入膏肓的資本主義的診斷者，而且還要作治愈其病體的醫生呢，還是要象個急不可耐的繼承人那樣，等不及末日的到來，寧願用毒藥來幫點什麼忙呢？”“有一些人認為，脫離這種困境，要靠我們的病人恢複健康，因此要求我們盡一切努力治愈病人。而另一些人認為，現在病人已經喘息了，給它致命的一擊才是正確的”。塔諾生動地描述了社會民主黨麵臨的選擇。從黨的最終目標講，黨應當充當資本主義遺產繼承人的角色，即在資本主義廢墟之上建造起社會主義的大廈。但是從目前具體的嚴峻的局勢看，社會民主黨似乎又不能擺脫資本主義臨床醫師這個角色。社會民主黨最後選擇了後者。塔諾解釋說：“我們同情的根本不是這個病人，而是它後麵的群眾。當病人喘息時，外麵的群眾在挨餓。當我們知道這些，並且知道藥方時，我們並不相信這副藥方能夠治愈病人，但是至少可以減輕喘息，這樣外麵的群眾又可以得到食物。”這種解釋隻是說明了一個原因，更重要、更基本的原因在於，目前的共和國政府雖然是維護資本主義製度的大資本大地主專政，但它畢竟實行的是一個議會民主製度。在麵臨一個要破壞議會民主、用專製主義取代民主共和主義的危險——法西斯主義時，社會民主黨寧願選擇目前的共和國政府。這就是後來被概括成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理論，它是資本主義臨床醫生觀點的基本出發點。
社會民主黨人認為法西斯主義如雪崩之勢吸引了大量群眾的原因之一是經濟危機的發生。因此，要治愈資本主義的疾病，戰勝法西斯主義，必須從拯救德國的經濟入手。社會民主黨在討論克服危機的經濟措施問題上有過激烈的爭論。1930年6月28日，《前進報》發表了一篇關於戰勝經濟危機方針的文章。文章指出，降低工人、職員和低級公職人員的工資不僅不能振興經濟，反而會加劇危機。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是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包括建造新的街道，擴大郵局和電訊設施，更新鐵路設備，修建鐵路和公路，以此來解決嚴重的失業問題。為實行這條措施，可為100方失業工人提供工作機會。但同時又要求加強對工人權益的保護，要嚴格實行8小時工作日法和工人保護法，限製延長工作時間。這條被社會民主黨稱為解決經濟危機的最主要的措施是全德工會的經濟專家沃伊廷斯基、塔諾和博德擬訂的。它遭到了黨內經濟學家魯道夫·希法亭的反對。希法亭認為這項措施實際上會加劇通貨膨脹，因為無處籌集大批資金來應付這樣龐大的建設開支。6月20日《前進報》文章還建議采取必要的手段來克服由於經濟危機而出現的財政困難。首先要降低軍事開支，節省政府開支，減少高養老金和高薪階層的薪水，規定退休金和待聘官吏薪餉的限度。文章認為，如果上述措施還不能完全滿足預算的要求，就必須增加新的收入，主要是提高高工資階層的收入所得稅。總之，克服經濟危機的主要手段是節約和合理分配必不可免的開支。社會民主黨的經濟政策遭到來自右翼——法西斯政黨極右勢力和左翼——德國共產黨的強烈反對，最終未能在議會形成決議。
如何對待危機中的共和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社會民主黨經曆了四個階段的變化。第一階段，即米勒執政時期（1928年5月至1930年3月），社會民主黨盡一切努力維護黨在政權中的地位，因此全力支持政府。執政（無論是單獨執政還是聯合執政）是社會民主黨夢寐以求的目標。希法亭曾經說過：“為了贏得國家政權的鬥爭使得盡最大可能參加和維護黨在市鎮和國家一級政權中的地位變得很有必要。隻有通過積極的管理工作才能使共和國化和民主化成為可能。”
第二階段是從米勒政府下台、布呂寧政府繼任到1930年9月議會大選。這一時期社會民主黨采取了反對黨的態度。最突出的行動是1930年7月當布呂寧企圖使他的關於平衡財政收支的法案作為緊急法令生效時，作為議會第一大黨的社會民主黨投了反對票，緊急法令被取消，布呂寧解散了國民議會。
第三階段從1930年9月到1932年5月。這一時期是魏瑪共和國生死存亡的階段，也是法西斯集團從一個小小的在野黨一躍成為淩駕於德國之上的一股政治勢力的發展時期。社會民主黨鑒於法西斯的威脅，對布呂寧政府采取了容忍政策。
第四階段是從1932年5月至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開始出任德國總理。這是魏瑪共和國崩潰的最後關頭。1932年5月底，興登堡總統要求布呂寧辭職，由右翼中央黨巴本接任。社會民主覺不得不放棄容忍政策。盡管社會民主黨重新采取了反對黨的態度，但此時它已無力挽救共和國。1933年1月底，魏瑪共和國經過四年的掙紮之後終於走到了它的末日。
社會民主黨對待共和國政府的態度的變化與它對於法西斯主義的認識，它和共產國際、德國共產黨的關係以及它所確定的戰略策略原則緊密相關，可以說是這些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
三 黨的分裂—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成立
早在1922年社會民主黨與一部分獨立社會民主黨人合並之後，社會民主黨內部形成了一個新的左派集團。1927年10月1日，社會民主黨左派的半月刊雜誌《階級鬥爭》問世，主編是庫特·羅森費爾德、馬克斯·塞德維茨和亨利希·施特勒貝爾。左派的綱領基本上是按照1926年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林茨綱領內容製定的。綱領的中心內容是為爭取國家政權而鬥爭。左派在堅持議會道路、支持民主共和國等觀點上與黨內多數派沒有重大分歧。不同的是：第一，左派指出不停頓的階級對立是自1918年以來德國政治狀況的一個特點。第二，左派認為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隻是爭取社會主義的一種鬥爭手段。第三，左派拒絕社會民主黨大聯合政策。第四，左派承認必要時使用議會外的鬥爭手段來對付資產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