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聯盟政策”與1925年總統選舉
“聯盟政策”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魏瑪共和國時期通過與資產階級政黨聯合組閣，來推行改良主義的一種策略形式。
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聯盟政策”的直接理論依據是考茨基的所謂“階級平衡”論。考茨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爆發的歐洲革命改變了階級力量對比，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處於勢均力敵的狀態。哪個階級要想單獨執掌政權都必須訴諸國內戰爭。然而，國內戰爭既不符合資產階級的利益，也不符合無產階級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主義政黨與資產階級政黨聯合執政隻是策略問題。考茨基甚至認為：“在純粹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和純粹無產階級統治的國家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轉變時期。與此相適應，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政府的一般形式是聯合政府。”
1919年2月的國民議會選舉中，兩個社會主義政黨（德國共產覺未參加選舉）——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獨立社會民主黨，未獲得議會多數。因此，社會民主黨不得不與擁護魏瑪共和國的中央黨和德意誌民主黨聯合組閣，建立了所謂“魏瑪聯盟”。這是社會民主黨“聯盟政策”的開端。
在戰後革命危機年代，社會民主黨共參加了六屆聯合政府。社會民主黨始終把保衛民主共和國的生存視為至高無上的目標。為此，它在聯合政府中一再向資產階級政黨妥協讓步，不惜犧牲工人階級的階級利益。結果，不僅社會民主黨許諾的社會改革未能實現，並且動搖了共和國的基礎。1924年，兩次國會選舉結果表明，敵視共和國的右翼政黨的力量得到加強。
1924年6月，在柏林代表大會上，黨內左派送交大會一項提案，對社會民主黨在戰後革命危機年代所推行的無原則的“聯盟政策”進行了尖銳的批評。提案指出：“統一德國社會民主黨迄今實行的政策——與資產階級中在一定程度上讚成民主的集團聯盟的政策，既不能消除內政外交方麵的危險，也不能使工人階級保全他們為實現自己的利益所需要的權力”。左派建議，“黨代表大會要求黨和黨的機關，在議會中，在報刊上，在實際政策以及宣傳鼓動中，要從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不可調和的階級鬥爭這種思想出發”。桕林代表大會未接受這項提案，而通過了一項決議，決議認為，在多黨製的情況下，社會民主黨與資產階級政黨聯合執政是不可避免的。
進入相對穩定時期後，君主複辟勢力日益猖獗，不斷向民主勢力發動進攻。1924年，君主主義分子製造了對現任總統艾伯特的審判案，控告艾伯特和社會民主黨其它領袖在1918年1月曾參加過柏林五金工人罷工，因而犯有叛國罪。1925年2月28日，艾伯特因病逝世，這場審判才不了了之。
由於艾伯特病逝，七年一次的總統選舉必須提前舉行。無論反動派，還是進步勢力都十分重視總統職位的得失。社會民主黨、人民黨和民主黨組成了人民聯盟，三黨各推舉一名候選人。社會民主黨的候選人是普魯士邦的內閣總理奧托·布勞恩。布勞恩在普魯士邦曾長期與中央黨和民主黨合作，因而在資產階級共和派中有一定影響。代表右翼反動勢力的民族人民黨、巴伐利亞人民黨和納粹黨組成了帝國聯盟。德國共產黨則單獨提出了自己的總統候選人恩斯特·台爾曼。
1925年3月，第一輪選舉結果揭曉，沒有一個候選人獲得一半以上選票。按照法律規定在這種情況下，必須舉行第二輪選舉。在第二輪選舉中，社會民主黨又一次推行得心應手的“聯盟政策”，他們根本不考慮如何與共產黨進行合作，而是撤回了自己的候選人，同資產階級民主政黨一起推舉中央黨的威廉·馬克斯為共同總統候選人。社會民主黨執行委員會主席威爾斯在海德堡代表大會上解釋說：“為第二輪選舉提出共同候選人，這事關支持和發展共和國的大問題，這關係到共和國的真正敵手——隱蔽的或公開的君主主義分子——是否會得到我們的朋友艾伯特曾擔任過的職位。”此外，社會民主黨還企圖通過支持中央黨的候選人來換取中央黨在普魯士州同社會民主黨人的合作，以保持社會民主黨在普魯士州聯合政府中的地位。
1925年4月26日，舉行第二輪總統選舉，民主勢力的候選人馬克斯獲得1370萬張選票，而右翼勢力的候選人興登堡則以1460萬張選票當選為總統。
在海德堡代表大會上，社會民主黨左派批評了黨的執行委員會在總統選舉中的策略立場，他們指出，“對於資產階級政黨來說，共和國的目標通過現存的共和國得到了實現，它們無論如何不肯繼續前進。對於我們來說，現存的共和國並不是共和國的終點和理想典範。我們必須不斷地強調我們與資產階級政黨之間這種鮮明的對立。我們的目標是社會主義共和國。”但是，左派的意見再次被代表大會所拒絕。
海德堡代表大會以後，社會民主黨內關於“聯盟政策”的爭論並沒有結束。在1927年基爾代表大會上，社會民主黨左派在一項據案中分析指出：相對穩定時期以來，資產階級聯合政府推行的政策使階級矛盾尖銳化。迄今為止，社會民主黨通過與資產階級政黨聯盟而在共和國中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嚐試並沒有獲得成功。
“鑒於這種情況，社會民主黨的策略隻能是反對黨，而不是聯合政府”。基爾代表大會沒有采納左派的意見，而通過了一項由希法亭起草的決議，它聲稱：“奪取國家政權的鬥爭要求社會民主黨必須在聯邦、各邦以及鄉鎮各層次上贏得和保持盡可能多的權力職位……社會民主黨是否參加聯邦政府完全取決於社會民主黨在人民和國會中的力量能否確保它達到根據工人階級的利益和參加政府時的具體環境提出的目標或消除反動派的威脅。關於參加政府的決定隻是個策略問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不能用一勞永逸的公式來加以確定。”
這一決議是相對穩定時期以來，黨內關於“聯盟政策”的總結。這個決議的通過，使黨內主張推行“聯盟政策”的改良主義勢力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並為社會民主黨重新同資產階級政黨聯合組閣，提供了合法依據。在這一決議精神的指導下，社會民主黨重新上台執政，建立了米勒聯合政府。
“聯盟政策”是社會民主黨全部改良主義策略的基礎，社會民主黨在各個領域中的改良主義實踐都是以與資產階級政黨的合作為前提的。
二 社會民主黨的經濟政策
經濟領域中的實踐是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實踐的重要方麵。
相對穩定時期，在“經濟民主”思想的指導下，社會民主黨在經濟領域中的實踐主要表現為，利用自己在國會中的影響，參與國家經濟政策的製定，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範圍內，使勞動群眾生活狀況得到一定改善。
1924年，隨著國內形勢的好轉，德國大資產階級逐漸恢複了元氣。他們開始向無產階級發動反攻，力圖通過加強對工人階級的剝削恢複德國的經濟。1924年，德國壟斷資產階級的聯合組織德意誌工業聯合會公開宣稱：“過去的主要禍害就是公式化的八小時工作日。雇主聯合會的鬥爭矛頭一開始就是專門指向八小時工作日的。”相對穩定時期，資本家開始全麵地廢除八小時工作日。1926年，一半以上在業人員的每周勞動時間超過48小時，有1/4超過54小時。
1925年1月，第一屆路德內閣建立，參加這屆內閣的政黨有德意誌民族人民黨、德意誌人民黨、中央黨和巴伐利亞人民黨。從內閣的政黨構成不難看出這屆內閣的反動性質。路德內閣上台後，宣布實行稅收改革。不久，政府公布了若幹有關稅收的法律草案，如所得稅法、財產稅法、遺產稅法等等。這些法律草案的具體內容說明，路德政府企圖通過這次稅收改革，把壟斷資產階級的稅收負擔轉嫁給廣大勞動群眾。
社會民主黨對政府提出的各項法律草案進行了抨擊，並與自由工會一起針鋒相對地提出了自己的稅收改革要求：“第一，根本上減輕給廣大群眾造成負擔的間接稅，特別是要減輕營業稅。第二，改善所得稅法，通過降低收入免稅限額，最廣泛地減少低收入的納稅義務人的納稅額。第三，對所有納稅義務人進行公平和真實的稅額評定和收稅……第四，對大資產和遺產課以更重的稅收。”無疑，社會民主黨在稅收政策問題上的反對派立場是很鮮明的。但必須指出，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相比，社會民主黨的立場還是發生了重大變化。在這方麵，社會民主黨傳統的口號是取消任何間接稅，而相對穩定時期社會民主黨隻要求減少間，接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