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希法亭的思想有了新的發展，他至少在兩篇文章中使用了“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用語。第一篇是1915年5月發表於《鬥爭》雜誌上的《曆史的必然性和必然的政策》一文。在此文中，希法亭把現階段的資本主義稱為“有組織的金融資本主義”。同年10月，希法亭在《鬥爭》雜誌上又發表《這是階級的合作嗎？》一文。在文章中，希法亭更詳盡地描述了資本主義新的發展趨勢，希法亭指出：馬克思沒有預見到資本主義發展具有“革命化的趨勢”，低估了資本主義的“適應性”。他認為，19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世界資本主義的飛速發展縮短了經濟發展中的蕭條期，減緩了周期性的失業。在最發達的兩個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和德國已不存在傳統意義上的工業後備軍。希法亭認為，金融資本統治的形成以及國家權力的加強抑製了生產的無政府狀態，這包含了將無政府的資本主義經濟秩序轉變成“有組織的資本主冬經濟秩序”的萌芽。希法亭以此來解釋為什麼資本主義沒有象馬克思所預料的那樣出現崩潰，他指出：“取代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是一種以專製而非民主地組織起來的經濟為基礎的社會。這種經濟的主宰者是資本主義的壟斷巨頭和國家結合而成的權力……比以往更好地適應群眾直接的物質需要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社會可能會阻止社會主義消滅資本主義。”
可見，“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理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已經形成。魏瑪共和國建立以後，希法亭用超階級國家觀去分析資本主義的發展狀況，使“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理論得到完善。社會民主黨人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建立的“民主國家”不再是階級統治的工具，而是工人階級可以用以“建立社會主義的政治工具”。魏瑪共和國的民主製度和“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經濟計劃性和組織性是與社會主義十分相似的組織形式，兩者的發展和逐步結合構成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全過程。
20年代中期以後，希法亭利用《社會》雜誌這個陣地，大力宣揚“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理論，使它逐步為全黨所接受。
1927年基爾代表大會上，希法亭作了題為“社會民主黨在共和國中的任務”的長篇報告。在這篇報告中，希法亭進一步論證了他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理論。
在基爾代表大會上，希法亭再次強調，“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將以經濟的計劃化和組織化來取代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他指出：“具有決定意義的是，我們目前正處在這樣的資本主義階段，在這一階段中資本主義純粹由盲目的市場規律所統治的自由競爭時代基本上被克服了，我們達到了資本主義對經濟的組織化，也就是從各種力量的自由競賽的經濟達到了有組織的經濟。”
希法亭還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資本主義經濟的組織化趨勢有4個特征：第一，由於科學技術的發展，“合成化學愈來愈占據重要地位”，這使生產不再完全依賴於天然原料。第二，新興工業一建立就具有極高的組織程度。第三，資本主義在國際範圍內也日益組織起來的趨勢得到了加強。第四，“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發展越來越說明：“企業的領導不再是企業主私人的事情，而成為了一種社會事業”，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的經濟原則越來越與社會主義的經濟原則相一致了。強調這一點對於改良主義理論體係的完善具有重要意義。魏瑪共和國以前，希法亭主要強調“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組織化取代自由資本主義的生產無政府狀態，會消除資本主義危機產生的根源，從而使資本主義製度得到鞏固。然而，這一結論與“社會主義”這個奮鬥目標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資本主義的崩潰是遙遙無期的，社會主義的勝利將失去現實的可能性。“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理論要成為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的理論基礎就必須解決這個矛盾。因此，希法亭在基爾代表大會上說明“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經濟計劃性與社會主義原則是一致的，它的發展恰恰為社會主義準備了條件。希法亭指出：“因此，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實際上意味著在原則上用有計劃生產的社會主義原則來代替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原則”，“由此可見，向我們這一代提出的問題不是別的，隻可能是社會主義。如果說我們作為社會民主黨過去曾為爭取政治權利，爭取開始和擴大社會政策而進行了鬥爭，那末社會主義問題是通過經濟發展本身提出來的。”
希法亭進一步說明，隨著“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國家與經濟之間的關係發生了變化，“這種有計劃的、自覺地管理的經濟在更大的程度上有可能受到社會的自覺影響，也就是說受到社會唯一自覺的、具有強製力量的組織影響，即國家的影響。”從這種認識出發，希法亭指出：“這無非是意味著向我們這一代提出了一個問題：要依靠國家的幫助，依靠社會的自覺調整的幫助，把這個由資本家組織和領導的經濟轉變成一個由民主國家領導的經濟。”
利用現存國家的幫助去實現社會主義，是希法亭“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理論的核心。它為社會民主黨的“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戰略奠定了理論基礎。“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理論過高地估價了通過“民主國家”對經濟幹預實現經濟計劃化的可能性，以及壟斷資本主義克服經濟危機的能力。1929年世界性經濟危機爆發後，社會民主黨內許多人對“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理論產生了懷疑，盡管如此，“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理論在魏瑪共和國後期，始終是社會民主黨的指導思想。
地方黨組織提交給基爾代表大會的一些提案，對社會民主黨領袖推行的議會民主的改良主義政策提出了批評，這些提案強調指出，魏瑪共和國條件下的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形式上的民主”。
希法亭在報告中針對這種觀點，闡述了“政治民主”的問題。首先，希法亭指出：民主恰恰是無產階級用以反對資產階級的工具，因此，“從曆史角度來看，民主一直是無產階級的事業”。他認為，“民主就意味著另外一種形成國家意誌的技術”。作為一種“技術”，民主是沒有階級性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可以運用它達到自己的目的。所以，“資產階級民主這個用語無論從曆史角度還是從社會分析的觀點看，都是錯誤的”。希法亭認為，在“民主國家”中，“國家意誌的形成無異於個人政治意誌的組合”。統治者要維持自己的統治就必須爭取多數人的支持，否則它們的統治就會垮台。因此，爭取議會多數是社會民主黨發展“政治民主”的主要目標。
希法亭進一步指出：“‘形式上的民主’的提法也是錯誤的。這種提法把國家政策和政策的社會效果截然區分開，在理論上是可行的，但在政治現實中，這種區分卻是完全錯誤的”。“政治民主”不僅不是形式上的，“她對於每個工人的命運都具有極其豐富的內容”。正是從這種認識出發，希法亭在報告中提出了所謂“政治價格”、“政治工資”的概念。他指出：“必須使群眾明白，麵包價格和肉類價格不僅是個經濟價格，而是一個政治價格，它是由政治力量對比決定的……我們必須使每個工人牢記：每周工資是一種政治工資，在周末如何確定工資，這取決於工人階級在議會中的代表的力量，取決於工人階級的力量和議會外的社會力量對比。尤其是必須對工人的妻子們說：當你們去選舉的時候，你們同時決定著麵包和肉類以及工資的水平。這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自然是一種新的東西，這是具有巨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意義的因素。”
在社會民主黨人看來，“政治民主”和民主共和國之間是可以劃等號的，“最完善的民主形式是民主共和國的形式”。因此，保衛民主共和國是社會民主黨的重要政治任務。希法亭在基爾代表大會上，再一次重申了這一思想。他撇開壟斷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不談，把共和主義和君主主義之間的矛盾看作是國家政治生活領域中的主要矛盾。這樣，保衛民主共和國的生存就成了社會民主黨人至高無上的目標。為此，希法亭對社會民主黨同共和資產階級政黨為保衛共和國而建立的組織一“共和旗幟聯盟”大加讚揚，他指出：“我們希望，‘共和旗幟聯盟’能夠以這種民主共和意識去實現這一誓言，即從工人階級的利益出發，為保衛共和國和民主，付出多麼大的犧牲都是值得的”。希法亭把布爾什維克主義同君主主義相提並論，都視為民主共和國不共戴天的敵人。希法亭說“如果德國在民主的革命勝利之前出了布爾什維克的勝利，無疑這對我們德國人以至於整個東歐都是一個巨大的不幸”。希法亭在報告中還闡述了“經濟民主”的問題。希法亭認為，普選權的實現、“政治民主”的獲得，打破了統治階級政治上的特權，但“工人麵臨著這樣一種矛盾：政治上的占有特權已經消失，但經濟上的占有特權仍然存在”。因此，工人階級在擴大和完善“政治民主”的同時，還必須建立和發展“經濟民主”，才能實現社會主義。希法亭進一步指出：“工會運動的主要原則不再僅僅是在社會政治領域中影響國家，而且要為爭取企業民主和經濟民主而鬥爭。經濟民主是使私人的經濟利益服從於社會利益；企業民主是根據個人的能力為每個人提供領導企業的可能性”。在基爾代表大會上，希法亭隻是說明了“經濟民主”的必要性及其基本原則，未對“經濟民主”思想進行更詳盡的闡述。這一任務是由1928年全德工會聯盟漢堡代表大會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