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半年多的努力，1921年7月17日，“前進報”發表了第一個綱領草案。草案的“基本原則部分”是由被當代德國社會民主黨理論家奧古斯特·溫克勒爾稱為“新修正主義者”的海利希·庫諾修訂的。因此，綱領草案基本上反映了黨內“修正主義”派別的理論觀點。綱領草案明確指出：“德國社會民主黨是一個勞動人民的黨，它力圖通過建立確保社會全體成員福利的公共經濟，同時普遍地極大地提高人民的精神和道德文化，來消滅資本主義經濟製度”。綱領草案完全擯棄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整個草案中沒有使用“階級鬥爭”這一概念。此外，由於時間倉促，發表前黨的執行委員會未對綱領草案進行認真全麵的審査。結果，草案的各個部分之間缺乏統一性，一些提法相互矛盾。如“基本原則部分”隻要求對壟斷化的企業實行國有化，但“衛生事業”一節卻提出，在消滅一切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形式的條件下，把全部療養和衛生事業轉歸公共經營。
綱領草案的發表在黨內引起了激烈爭論，社會民主黨的各基層組織對綱領草案的看法分歧很大，褒貶不一。在提交給格爾利茨代表大會的38個關於綱領草案的提案中，有16個提案完全拒絕這個綱領草案，4個提案要求對草案進行重大的修改，4個提案要求黨的代表大會推遲製定新綱領的工作，其餘10個提案隻希望對綱領草案進行補充和文字上的修訂。總的來說，黨內大多數對這個綱領草案持否定態度。
同時，獨立社會民主黨也對這個綱領草案提出了尖銳的批評。7月22日，獨立社會民主黨人在“自由報”上發表《一個不成功的綱領草案》一文，文章指出，這個綱領草案使社會民主黨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基礎：與愛爾福特綱領不同，社會主義不再是曆史必然性發展的結果；工人階級不再是“曆史必然性的自覺承擔者和執行者”；綱領草案拋棄了“階級鬥爭”這個用語，並用“勞動的人們”代替了工人階級這個概念。獨立社會民主黨人對綱領草案的批評反映了社會民主黨黨內關於綱領爭論的焦點。的確，社會民主黨內關於綱領問題的爭論正是圍繞著這些問題展開的。在爭論中，“一種觀點把社會主義解釋為一種經濟發展的必然現象，另一種觀點把它說成是一個一般倫理問題。根據前一種觀點，社會主義是與全人類的利益相一致的人類事業，而根據後一種觀點，它隻能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業，因為不同階級的利益是彼此尖銳對立的，並且隻有工人階級才能對社會主義的實現有真正的興趣”。
社會民主黨內還有人從策略角度考慮不讚成這個綱領草案，他們認為，這樣明確地徹底地同馬克思主義傳統決裂將阻礙社會民主黨和獨立社會民主黨實現合並，並會使社會民主黨失去更多的工人選民。
在黨內外輿論的壓力下，社會民主黨領袖決定對綱領草案進行修改。1921年8月25日，《前進報》發表了修改後的綱領草案，它調和兩種尖銳對立的觀點。為了安撫黨內輿論，第二個綱領草案使用了“階級鬥爭”這個用語，並強調了工人階級在社會主義事業中的作用。綱領草案指出：“德國社會民主黨是勞動人民的黨。它把工人階級以及意識到同工人階級有共同利益的社會階層為自身的經濟解放和文化素養的提高而進行的階級鬥爭，看做是自己活動的基礎……社會民主黨要使無產階級成熟起來，以完成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各項任務，社會民主黨把這看作是自己的重大責任”。這是第二個綱領草案最主要的改動。但這段話，在格爾利茨代表大會正式通過的文本中又消失了。正式通過的格爾利茨綱領關於“階級鬥爭”的表述是這樣的：資本主義經濟“使：爭取無產階級解放的階級鬥爭成為曆史的必然，成為道德的要求”。
三 格爾利茨代表大會與新黨綱
1921年9月18日—24日，德國社會民主黨在格爾利茨召開代表大會。製定和通過新的黨綱是代表大會的重要議程。格爾利茨代表大會重新任命了一個由28人組成的綱領委員會對綱領草案進行最後的修改和審定。綱領委員會的成員包括：伯恩施坦、阿道夫·布勞恩、奧托·布勞恩、海利希·庫諾、凱爾、愛德華·大衛、馬利·龍卡茨、保爾·呂貝、莫爾肯布爾、古斯塔夫·拉德布魯赫、威廉·佐爾曼、弗裏德裏希·施坦普費爾、亨利希·施特呂貝和魯道夫·維澤爾等。在這個綱領委員會中，“修正主義者”仍占優勢。在綱領委員會對綱領草案的“基本原則”部分進行表決時，有24人讚同，2人反對，2人棄權。在對整個草案表決時，有26人讚同，2人反對。最終，格爾利茨代表大會在隻有5人投反對票的情況下，正式通過了綱領草案。
綱領共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原則”，闡述社會民主黨人的一般理論觀點；第二部分則提出社會民主黨在政治、經濟、社會、外交等方麵的具體政策和要求。
格爾利茨綱領同30年前的愛爾福特綱領相比，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種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黨的性質。愛爾福特綱領對社會民主黨的性質沒有明確的表述，但它強調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對立，強調社會民主黨在這種對立中始終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愛爾福特綱領指出：“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剝削的鬥爭必然地是政治鬥爭”，“這種階級鬥爭使現代社會分裂成兩個敵對的陣營而成為一切工業國家的共同標誌”，“使工人階級這種鬥爭成為自覺的統一的鬥爭，並綰它指出必然的目標一這就是社會民主黨的任務”。毫無疑問，愛爾福特綱領確認，德國社會民主黨是工人階級利益的代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代表大會前發表的第二個綱領草案也出現了與愛爾福特綱領相類似的表述，但格爾利茨綱領刪去了這段文字，隻保留了綱領草案中“人民黨”的提法，並用“勞動群眾”的概念取代了“工人階級”的概念。格爾利茨綱領明確指出：“德國社會民主黨是城鄉勞動人民的黨”。它的任務就是“使勞動群眾的必不可免的鬥爭形成為一種自覺的統一的鬥爭”。
社會民主黨對黨的性質的新表述，反映了社會民主黨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社會階級關係和主要矛盾看法的變化。社會民主黨認為：世界大戰和凡爾賽和約加速了社會的分化過程，“軍火供應商人和投機倒把分子通過肆無忌憚地追求利潤上升為新的資產階級。而中小所有者、工商業主、大批腦力勞動者、公務員、職員、藝術家、作家、教師，各種自由職業者降低到無產階級的生活水平”。因此，德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日益激烈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而是“生活富裕的極少數同貧窮困苦的廣大階層相對立”。從這種認識出發，社會民主黨認為，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已不適合新形勢的需要。黨內甚至有人反對把“階級鬥爭”寫入黨綱，理由是“階級鬥爭”常被人理解為“暴力鬥爭”。因此，第一個綱領草案根本沒有使用“階級鬥爭”這個概念，正式通過的綱領中顯然加進了“階級鬥爭”這個用語，但其含義已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在格爾利茨綱領中“階級鬥爭”已不再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手段，而注入新康德主義的倫理內容，成為一種“道德的要求”。
此外，從“工人階級政黨”向“人民黨”轉變，也是為適應社會民主黨黨員成分的變化和改良主義鬥爭策略的需要。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社會民主黨內非無產階級成分的比例迅速提高。阿道夫·布勞恩在卡塞爾代表大會上談到製定新黨綱的問題時指出：“今天，我們的黨已變成為一個包括遍布在工業、商業、農業、航海等行業的職員和公務員在內的黨，我們是各種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的黨。在這個大廳裏，我們看到從大學教授到非技術性工人這樣一些勞動者。我們必須使我們未來的綱領同這種成分構成相適應”。另外，同資產階級政黨聯合執政的局麵也要求社會民主黨淡化自己的階級性。社會民主黨人認為，強調“階級鬥爭”，強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對立，會使社會民主黨失去“魏瑪聯盟”中的同盟者。
第二，對社會主義的看法。愛爾福特綱領從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出發，論證了社會主義製度代替資本主義製度的必然性。在愛爾福特綱領中，“社會主義”被看作是客觀規律的必然結果。對此，當代德國社會民主黨理論家蘇姍·米勒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