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0年國會選舉與社會民主黨下野
1920年3月，德國工人階級總罷工挫敗了卡普一呂特維茨叛亂集團複辟君主製的企圖，挽救了共和國，捍衛了十一月革命的成果。這一事實充分說明，工人階級的統一戰線是共和國的堅實基礎。社會民主黨人必須依靠工人階級的統一戰線，才能推行社會改革，鞏固民主共和國。卡普暴動失敗後，形勢對工人階級非常有利，獨立社會民主黨和工會組織要求，建立一個完全由工人政黨組成的政府，以實行“行政機關民主化”和“礦山、動力工業的國有化”。身為社會民主黨人的鮑爾首相同意就建立工人政府的問題去征求聯合政府中其它黨派的意見，並要求工會立即結朿總罷工。事實上，鮑爾十分擔心德國出現“布爾什維克化”，他對建立工人政府毫無興趣。總罷工結束後，鮑爾就以聯合政府中其他政黨反對為由，使建立工人政府的希望成了泡影。1920年3月27日，以社會民主黨人米勒為首相的聯合政府成立。在聯合政府中，社會民主黨人繼續推行與資產階級政黨聯盟的政策，而把從反對卡普暴動鬥爭中發展起來的工人運動視為“眼中釘”。米勒政府對參加卡普暴動的反動分子異常寬容，卻用武力去鎮壓為抗擊卡普暴動而出現的紅色魯爾軍和魯爾地區工人運動。
社會民主黨的所作所為使它在工人群眾中的威信一落千丈。這一點在1920年6月的國會選舉中表現得特別明顯。盡管社會民主黨人在競選口號中強調了反對“反動勢力和資本主義”鬥爭的重要意義，但還是在選舉中遭受重大挫折。同1919年國民議會選舉相比，社會民主黨所得選票占全部選票的百分比從37.9%下降到21.6%，而獨立社會民主黨卻從7.6%上升到18.6%，第一次參加國會選舉的德國共產黨得到1.7%的選票。這說明，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的“聯盟政策”使工人階級大失所望，工人群眾出現了向左轉的趨勢。1920年的國會選舉還表明，擁護魏瑪共和國的民主勢力受到削弱。所謂“魏瑪聯盟”政黨，即社會民主黨、中央黨和德意誌民主黨，在國會466個席位中隻獲得225個席位，從而失去了國會多數。
盡管如此，社會民主黨仍然保持了國會第一大黨的地位。7月份，總統艾伯特正式委托社會民主黨人組閣。希望獨立社會民主黨人參加政府的邀請遭到拒絕後，社會民主黨人放棄了組閣的機會。此後，中央黨人費倫巴赫組成資產階級政黨聯合政府，社會民主黨人沒有參加費倫巴赫內閣。
實際上，社會民主黨領袖此時對組閣已毫無興趣，因為在內政外交形勢錯綜複雜的情況下，執政黨的地位會使社會民主黨的處境更加艱難。1920年7月18日，米勒在國會黨團和黨的委員會會議上解釋說，社會民主黨不參加政府是因為預計在幾個月內德國會發生經濟危機。另外，即將在斯巴進行的賠款問題談判也不會產生有利於德國的結果。這次會議通過了不繼續維持迄今為止的聯合政府的決議。社會民主黨人企圖利用在野黨有利地位推行其改良主義政策，重新恢複自己在工人群眾中的影響。
1920年10月德國社會民主黨卡塞爾代表大會通過一個決議，確認了黨的執行委員會關於不參加聯合政府問題的決定。決議指出：“當特別要求行政當局民主化、國防軍共和化、成熟工業部門社會化以及和平主義對外政策的無產階級利益迫切需要社會民主黨人時”，社會民主黨人才會重新參加政府。實際上，社會民主黨人後來並沒有履行自己的諾言。1921年5月，賠款問題造成了內閣危機，為了幫助資產階級政黨穩定局勢，社會民主黨再次參加了中央黨維爾特聯合政府。
二 修改綱領問題的提出和關於綱領草案的辯論
1891年，社會民主黨製定的愛爾福特綱領基本上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綱領。直到1921年，愛爾福特綱領中的理論觀點仍然在表麵上被奉為黨的正統指導思想。但實際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德國社會民主黨就已拋棄了馬克思主義，蛻化為一個改良主義的黨。此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綱領與黨的改良主義實踐一直處於彼此脫節的狀態。在戰爭期間，為了避免在黨內引起混亂，社會民主黨領袖不願觸動黨的基本理論問題。他們力圖通過製定一個具體明確的改良主義行動綱領，以“架空”愛爾搞特綱領。因此，1917年10月，多數派社會民主黨維爾茨堡代表大會委托一個綱領委員會，製定一個戰後過渡時期的行動綱領。社會民主黨人聲稱，製定這個行動綱領目的是為了補充，而不是修改愛爾福特綱領。1918年5月，行動綱領草案在“前進報”上發表。這個綱領草案具有濃厚的改良主義色彩，它完全拋棄了無產階級的階級要求，把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僅看作是“保證盡可能平穩地實現從戰爭經濟向和平經濟的過渡”。由於戰爭和革命形勢的發展，這個綱領草案未在黨內進行討論，就被擱置起來了。
魏瑪共和國建立後，處於執政黨地位的社會民主黨被內政外交事務所纏擾，一直未能把修改黨的理論綱領的問題提上議事日程。1920年7月，社會民主黨成為在野黨，這使社會民主黨領袖可以集中精力，去考慮黨的基本理論問題。一個月後，社會民主黨執行委員會主席威爾斯在黨的委員會一次會議上提出了修改黨綱的問題。社會民主黨人所以急於製定新的綱領，首先是因為他們認為，30年前製定的愛爾福特綱領中的基本理論已經過時。特別是黨內的“修正主義者”認為，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間等級和小生產必然破產而無產階級化等論斷已被資本主義的發展現實所否定。此外，社會民主黨人還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社會民主黨的主要政治要求——民主共和國已經實現。新的鬥爭條件要求社會民主黨采取新的鬥爭策略。社會民主黨人總結兩年來的改良主義實踐，認為在魏瑪共和國的條件下，社會民主黨必須實行與資產階級政黨合作的“聯盟政策”；為了爭取更多的選票，社會民主黨應該去迎合小資產階級的“胃口”。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主義的愛爾福特綱領不僅不能適應新的鬥爭策略的需要，而且還成了妨礙社會民主黨爭取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支持的“理論包袱”。正如莫爾肯布在格爾利茨代表大會上所指出的：社會民主黨需要一個綱領，“因為我們在鼓動中需要知識和技能，並且我們必須去爭取那些同我們的運動疏遠的人的支持”。總之，基本理論觀點的變化以及鬥爭策略的轉變都要求社會民主黨人盡快製定新的黨綱，結束馬克思主義理論綱領與改良主義實踐的嚴重脫節，使改良主義理論在黨內合法化。
1920年10月，社會民主黨在卡塞爾召開黨代表大會。修改黨綱問題被列為主要議程之一。代表大會對修改黨綱的問題展開了長時間的辯論，發言的代表對未來的新黨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對修改黨綱的必要性沒有任何分歧。卡塞爾代表大會選出了一個綱領起草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下設11個分委員會。曾參加過哥達綱領草案製定工作的老黨員海爾曼·莫爾肯布爾任綱領委員會主席，黨的執行委員會委員阿道夫·布勞恩任綱領委員會常務主持人。綱領委員會的成員還包括：愛德華·伯恩施坦、海利希·庫諾、格奧爾格·格拉特堖爾、威廉·凱爾、赫爾曼·米勒和安東尼·普菲夫等。在代表大會上，曾有人反對愛德華·伯恩施坦選入綱領委員會，但未能成功。伯恩施坦不僅參加“基本原則部分”分委員會，並且負責主持“對外政策”分委員會的工作。參加綱領委員會工作的共有6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黨內的“修正主義者”，綱領委員會的構成已經預示了新綱領的性質。
卡塞爾代表大會以後，為了指導新綱領的製定，社會民主黨前進出版社發行了一本宣傳小冊子，題為《社會民主黨人的綱領對製定新黨綱提出的建議》，這本小冊子收集了一些社會民主黨人的論文。在該書的前言中，阿道夫·布勞恩指出：新綱領起草者麵臨的主要困難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趨勢不明朗。這說明，社會民主黨人對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的預測產生了極大的懷疑。因此，書中幾乎所有論文都回避了這個問題。新康德主義哲學家卡爾·弗爾蘭德的文章探討了社會民主黨指導思想的理論根源問題。在文章中，弗爾蘭德雖然主張保留馬克思的經濟曆史理論，但同時也主張用康德的倫理學說來論證社會主義。這種觀點在格爾利茨綱領中得到了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