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達克派參加這次聯合代表會議的主要意圖是想爭取勞動派的工人群眾。正如約吉希斯（斯巴達克派領導成員）所說的，“他們在思想上是屬於我們的，而隻是由於同我們很少接觸，或者由於不了解反對派內部的實際關係和其它一些偶然性的原因，才跟隨了勞動派。”出席這次會議的有157名反對派代表，其中有斯巴達克派的代表34人。考茨基為會議草擬了一個宣言，要求實現“既無戰勝者，也無戰敗者”的和平。但這個宣言由於巴達克派的反對未獲一致通過。
反對派的這次會議引起了黨的執委會領導人的極大不滿，他們認為，反對派的代表會議實際上已經建立一個單獨的組織，因而便已自行脫黨。1917年1月18日黨的仲裁委員會竟然決定把“社會民主勞動派”和左派開除出黨。1月20日，社會民主黨執委會又向全黨發出號召書，以維護團結為名，責成一切黨組織必須對反對派“采取必要的組織措施”，誰支持反對派，誰就不能成為社會民主黨的黨員，實際是號召把一切反對派開除出黨。這樣，被機會主義長期在思想上分裂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在組織上也公開分裂了。
二 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的建立
事變的進程迫使中派同右派分裂並聯合左派於1917年4月6—8日在哥達城召開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成立大會。
會前（即4月5日），斯巴達克派特地在哥達召開全國代表會議，討論對待獨立社會民主黨的態度問題。盧森堡在獄中未能參加會議。會上經過討論決定參加獨立社會民主黨，以便在黨內開展爭取群眾的工作。同時保持斯巴達克派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
獨立社會民主黨成立大會的議程是：黨的狀況、組織問題、我們的任務三項。出席大會的有143名代表，其中124人代表91個選區的社會民主黨組織，15人是帝國國會議員。哈阿茲就第一項議程作了報告。他在報告中自稱左派，激烈地譴責右翼社會民主黨人和機會主義工會，稱他們為“政府社會黨人”、“工會官僚”，譴責他們“追隨政府”、“屈從帝國主義國家”、指出舊的黨團支持政府延長戰爭，黨執行委員會獨斷專行。為此，他再次呼籲全體反對派團結一致為爭取和平自由而鬥爭。他還在報告中對俄國的二月革命表示祝賀，稱頌二月革命是“使俄國和世界走向自由之路的一個巨大進步”。
迪特曼就第二項議程作了報告。他主要闡述了新黨的組織章程，強調說明了所有反對派應該聯合起來。大會通過的章程基本上符合社會民主黨的舊章程。大會討論了組織問題委員會提出的“社會民主黨反對派組織原則”的提案。圍繞組織名稱問題展開了爭論，有以下幾種名稱：德國國際社會民主黨；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德國社會民主黨（反對派）；德國社會民主黨反對派。
最後以77票對42票通過了以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作為黨的名稱。
累德堡就第三項議程即黨的任務作了報告。他在報告中過分強調了議會鬥爭的作用，把議會活動看作是黨進行政治鬥爭的主要手段。他從1900—1918年一直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國會議員1920—1924年又一直任獨立社會民主黨議會黨團首腦。
斯巴達克派代表呂克和黑克爾特分別就前述議程作了補充報告。他們在報告中就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議會政治以及群眾行動等問題闡述了與中派不同的立場。他們批評了中派的社會和平主義理論，指出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必須動員國內和國際的全體無產階級舉行群眾罷工，用戰爭反對戰爭！同時表示斯巴達克派願與中派合作，但在政治上、組織上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要自主地執行自己製定的政策。
大會還討論和通過了考茨基起草的宣言。宣言認為，早在戰前黨內就存在著兩種傾向：一部分社會民主黨人努力捍衛黨的國際主義傳統，另一部分社會民主黨人則企圖用民族社會主義反對無產階級的國際團結思想，用民族自由主義策略來反對毫不妥協的反對派策略。戰爭加深了這兩部分人的矛盾，並使第二部分人掌握了黨的領導機構。宣言表示，反對派聯合起來是為了加強無產階級的解放鬥爭。宣言指出，社會民主黨領導與政府合作並沒有改變政府的對外政策，也沒有縮短戰爭期限。宣言要求大赦政治犯，取消書報檢查令，要求自由結社集會權，要求廢除農業工人、國家工人和雇工的非常法，要求勞動保護和實行八小時工作日以及普遍的、平等的、秘密的和直接的選舉權。但宣言沒有號召工人采用群眾性行動達到這些要求，隻是要求在議會裏提出。宣言還要求工人在戰後作好進行反漲價和反失業鬥爭的準備，然而在戰爭期間不號召采取群眾行動。在對外政策方麵，宣言提出了要加強國際無產階級團結，恢複國際的活動，希望在一致同意和民族自決的基礎上締結和約。對俄國革命表示歡迎，但沒有提出應向俄國革命學習並從中得到如何進行革命鬥爭的結論。
最後，大會選舉了黨的領導機構。中央委員會由迪特曼、哈阿茲、累德堡等七人組成。迪特曼和哈阿茲任黨的主席。
獨立社會民主黨的建立是許多社會民主黨人對社會沙文主義者支持帝國主義戰爭和讚成軍事撥款的強烈不滿的表示。它的成員較為複雜，政治態度各異，有社會改良主義者、小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激進分子和革命馬克思主義者。黨內決定政策的是中派首領哈阿茲、迪特曼、考茨基等人，他們是站在社會和平主義的立場上反對戰爭，反戰態度並不十分堅決，也不準備以革命的階級鬥爭來結束戰爭。所以獨立社會民主黨並不是一個獨立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而是以中派分子為主的工人黨。
作為馬克思主義派的斯巴達克派為什麼要加入獨立社會民主黨呢？對此，斯巴達克派領導人曾作了多次說明。長期以來，斯巴達克派盧森堡、李卜克內西等對社會民主黨右派和中派進行了堅決鬥爭，但他們感到黨內右派和中派的力量相當強大，在群眾中有較大影響，如果不在黨內進行爭取群眾的鬥爭，斯巴達克派就有脫離群眾的危險。因此，他們認為在組織問題上一定要采取審慎態度，不能輕率地實行分裂。獨立社會民主黨成立後，盧森堡寫了《哥達代表會議的回顧》一文，具體地論述了關於斯巴達克派參加獨立社會民主黨的問題。她認為，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來，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國際社會主義遭到了巨大的世界曆史性危機。1914年8月4日事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偶然現象，而是來源於大戰前的工人運動的性質。因此，隻有同社會民主黨的過去進行鬥爭，才能創立新的社會主義運動。從這一觀點出發，盧森堡認為，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的成立大會完全沒有起到這祥的作用。因為“哈阿茲的報告絲毫沒有對過去進行分析，累德堡和迪特曼的報告絲毫沒有闡明應當為新的政治任務和組織章程指明方向的方針和路線”。盧森堡認為，獨立社會民主黨“實際上是舊黨的合法繼承”。但是，盡管如此，盧森堡說明斯巴達克派應當參加這個黨，她說：斯巴達克派的方針一如既往，“它參加這個新黨不是出於某種機會主義的考慮，不是心安理得地同勞動派進行兄弟般的和解，同他們混成一鍋粥，成為毫無骨氣的‘反對派’。它參加這個新黨是在深信普遍社會狀況日益尖銳和有意識地對黨進行工作的情況下來推動這個新黨，喚醒它的良知，並且表達了處在社會矛盾的尖銳化和衝突中的整個工人運動的進一步要求，以承擔起黨的真正領導。”她在批評不來梅左派要求同中派在組織上徹底決裂的主張時說，不來梅左派忘記了主要的事情，即歸根到底忘記了對群眾的行動方式正在和將要起作用的客觀曆史狀況。他們忘記了，同中派進行鬥爭每走一步同時也是同過去進行鬥爭，同工人運動中的錯誤進行鬥爭，而且這本身也是我們所擁有的發動和教育群眾的最重要的手段。如果說，勞動派本來是屬於導致8月4日破產的黨的過去的活生生的一部分，那麼，新的運動恰恰必須通過同他們進行經常不斷的批判性鬥爭才能開辟道路。少數人口袋裏裝著現成的最好的藥方並且早就知道人們應當如何引導群眾，這是不夠的。群眾必須在精神上同過去五十年的傳統決裂，從這種傳統的束縛下解放出來。而這隻能在對整個運動進行經常的、最尖銳的內部自我批評的偉大過程中才能實現。這正是斯巴達克派在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內所耍擔負的天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