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黨內左中右三派的矛盾鬥爭
大戰以來，社會民主黨內明顯地分為三派。以謝德曼、艾伯特為代表的右派公開投靠帝國主義政府，主張“保衛祖國”；
以斯巴達克派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左派主張同社會沙文主義者決裂，反對“保衛祖國”，認為“主要的敵人在國內”；以考茨基、哈阿茲為代考的中派則在左派和右派之間進行調和，主張二者實行統一，他們主要為右派的叛變進行辯護，但有時也向左派靠壟。中派在原則上同右派並無根本分歧，但在策略上則同右派存在著某些分歧，有時候甚至同右派發生激烈的衝突。
由於斯巴達克派有力地開展了同帝國政府、黨的右派領導和議會黨團多數派的鬥爭，在群眾中提高了自己的威信。廣大社會民主黨工人和其它勞動人民深受戰爭災難的痛苦而渴望和平，對黨和工會領導人的幻想開始破滅，甚至黨和工會的一些工作人員公開起來反對黨執委會的政策。這時，中派領導人也積極地表示要爭取和平，開始反對支持本國政府的軍國主義政策。1915年3月15日，中派首領哈阿茲寫信給艾伯特，說明他經過反複研究後，認為讚成軍事撥款是違背黨的決議的，也是同倍倍爾生前的觀點和艾伯特本人戰前在黨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不一致的，表示將投票反對軍事撥款。3月20日，帝國國會第三次表決軍事撥款法案時，以哈阿茲為首的28名中派議員一致棄權而離開會議大廳。
6月，哈阿茲發表了《論國會黨團對戰爭的態度》一文，指出8月4日投票讚成軍事撥款就是“承認我們認為是危險的、導致毀滅的政策，而這一政策的結果就是導致了戰爭”。他呼籲社會民主黨人為結朿戰爭作出努力。
哈阿茲·胡果（1863—1019年）是德國工人運動中一個相當引人注目的人物。“非常法”時期加入德國社會民主黨。1897—1907年和1912—1918年，為國會議員。1911—1916年，任黨的執行委員會主席，後來又是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的主席。1918年德國十一月革命時期，他同艾伯特一起出任臨時聯合政府——人民代表委員會的主席。他作為德國中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在當時的工人運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在大戰進行將近一年的時候，社會民主黨內的群眾對領導人的不滿日益増長。為了維持黨在群眾中的影響，緩和群眾同黨的領袖之間的矛盾，中派領袖哈阿茲、伯恩施坦、考茨基三人於6月19日聯名發表了呼籲書《當務之急》，指責兼並政策，要求“在自由協定的基礎上”實現“真正的和持久的和平”，呼籲黨為此采取斷然措施。然而呼籲書並沒冇揭露社會民主黨右翼領導人的叛賣行為。
可是，中派這種態度竟為黨的領導機關所不容，黨的右翼領導對之甚為不滿。他們譴責哈阿茲等的行為同他們的身份不相稱，“危害了黨的統一”。黨的仲裁要員會對哈阿茲進行了不信任投票。然而哈阿茲等仍然表示他們是維護黨的統一的，繼續留在黨內，等待下一次黨代表大會的裁決。不過，他們繼續譴責社會沙文主義者提出的公開的、進一步的兼並要求，稱這種要求是“資產階級的”；譴責用暴力侵犯民族自主和獨立的政策，並提議國會黨團發表一項反對任何兼並要求的聲明。這一建議遭到拒絕後，他們感到黨團少數派在國會裏已不能說話，必須在外麵尋找出路。
1915年底，當帝國政府再次提出軍事撥款法案時，中派清楚地認識到，如果再不采取堅決反對的態度，將必然脫離工人群眾並為廣大黨員所唾棄，於是決定采取新策略。哈阿茲、伯恩施迪、迪特曼、累德堡等18名中派議員於12月21日一起投票反對軍事撥款並發表公開聲明。同時哈阿茲辭去黨團主席的職務。他們在《十八人聲明》中論證反對撥款的理由時隻是說，他們認為德國的邊界是安全的，現在德國應當向和平邁出第一步，而沒有批判他們的“護國主義”立場，更沒有提出反戰的革命行動。
1916年，德國各階層人民由於飽受戰爭災難的痛苦而掀起了更高的反戰浪潮，甚至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由於反對政府的兼並政策也在組織上聯合起來了。斯巴達克派同政府、同社會沙文主義展開了更英勇的鬥爭。人民群眾的反戰活動、各界人士的壓力以及革命派的鬥爭促使中派對黨的領導機關也采取了更加激進的策略。18名中派議員在3月24日堅決拒絕政府的緊急預算案並發表了公開聲明。聲明認為，戰爭的結局恐怕是“既沒有戰勝國，也沒有戰敗國，而隻有被打敗了的、從千百萬個傷口中流著鮮血的各國人民”，所以繼續進行戰爭已經毫無意義。但社會民主黨右派議員海涅等則起來反對，並對哈阿茲等進行攻擊。接著，社會民主黨的黨團執委會竟把這18名議員從黨團中開除出去。哈阿茲被迫辭掉了黨的主席的職務。被開除的這些中派議員以哈阿茲、迪特曼、累德堡為首組成了單獨的黨團，稱為“社會民主勞動派”。他們在成立通告中聲稱，他們自1914年8月4日以來在軍事撥款等重大問題上同多數派就有分歧，現在他們由於被取消黨囲成員資格而聯合成立黨團意義上的“社會民主勞動派”，以便完成選民委托給他們的任務，他們仍是黨的組織部分。他們譴責黨的領導人不遺餘力地同資產階級政黨合作，把廣大無產階級引入歧途，同時又表示希望全體社會民主黨議員戰後能夠重新合作。
“社會民主勞動派”成立後，哈阿茲作為它的代表多次在國會中發表演說，一方麵抨擊帝國內政的弊端，反對德國帝國主義的潛艇戰，要求尊重各國人民的自主權；另一方麵進一步以“超帝國主義論”為根據希望國際資本家戰後聯合成托拉斯和辛迪加，相互和平共處，達成限製軍備的協議，拒絕參加斯巴達克派為這一年5月1日舉行反戰活動的準備工作。
1916年9月21—23日召開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全國代表會議上，右派企圖利用這次會議來批準他們的背棄政策。他們事先在選舉代表的問題上玩弄花招，造成了有利於右派的多數。在會上中派和斯巴達克派同右派發生了直接的衝突。右派極力為社會沙文主義者的戰爭政策辯護，警告工人不要罷工，不要采取其它反對戰爭的階級鬥爭行動。中派首領累德堡受一百多名代表的委托宣告，這次會議沒有權利作出任何決議。早在會議召開之前，斯巴達克派就認為，按照黨章，這次代表會議根本就不能成立。在這次會議上，敦克爾代表斯巴達克派宣布，社會民主黨在8月4日已經向民族主義思想投降，她強調，沒有原則的統一，也就沒有黨的統一，這種原則就是承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承認階級對立與階級鬥爭。她還向中派說明，雖不同意中派的政策，“但我們可以聯合起來打擊共同的敵人，而前提條件自然在於勞動派要成為一個有行動力量的真正反對派，要實行有原則的政策，不僅是說，而且要做”。為了對右派表示抗議，斯巴達克派和社會民主勞動派的代表都拒絕參加表決右派提出的關於黨的政策的決議。
1917年1月7日，在社會民主勞動派的提議下，黨內的反對派召開了一次聯合代表會議。斯巴達克派對召開這次會議是讚成的。在會議的前一天，斯巴達克派曾舉行一次準備會議，擬定了出席反對派代表會的方針。由斯巴達克派代表恩斯特·邁耶爾提交聯合代表會議的決議草案說明了他們對待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態度。草案中說：“隻要反對派的獨立的政治活動不受壓製和阻礙，反對派即可保留它從屬於目前的社會民主黨的關係。反對派之所以留在黨內，隻是為了處處對多數派的政策進行討伐和鬥爭，使群眾不致為披著社會民主黨外衣推行的帝國主義政策所欺騙，並且利用黨作為無產階級反帝階級鬥爭的招兵站”。這就說明，當時斯巴達克派還不主張從社會民主黨中分裂出來，隻是想在黨內建立一個廣泛的反對派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