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反戰鬥爭與反對機會主義相結合
斯巴達克派在反戰鬥爭中，不斷地加深了對機會主義與軍國主義的本質聯係的認識，認為軍國主義和機會主義都依存於壟斷資本，它們的最終目的都是維護資本主義製度。事實也證明，軍國主義和機會主義為了共同目的而相互勾結。大戰爆發後，黨和工會的機會主義領導公開背叛無產階級，使黨和工會喪失了革命戰鬥作用，成為為帝國主義軍國主義效勞的工具。德國反動統治者也認識到機會主義對於他們維護統治地位和推行戰爭政策的重要性，千方百計地收買拉攏機會主義者。德國首相巴登親王曾坦率地對德皇說：“我們沒有社會黨人，不能有所作為，我們如果抹殺他們，我們將陷入一種軍事專政之下，無論用何種手段，我們必須拿住他們”。所以，斯巴達克派確定，反戰鬥爭必須與反對機會主義相結合。
斯巴達克派在反戰鬥爭過程中，同機會主義展開了不調和的鬥爭。他們認為機會主義者已經背叛無產階級，背叛社會主義原則，背棄了第二國際反戰決議，所以隻有同機會主義者鬥爭才能真正捍衛黨的紀律和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他們批判了機會主義者的所謂“保衛祖國”的虛偽透頂的口號，闡明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與無產階級愛國主義的根本區別。他們強調：“我們同那些站在保衛祖國立場上的人，是不可能合作的。”他們還揭露了機會主義者借口“反對沙俄專製製度”而支持帝國主義大戰的實質，指出在大戰中不反對本國專製政府和本國軍國主義，卻去“反對沙俄專製製度”，實際上是為本國政府效勞，是支持本國政府的侵略行徑和兼並意圖。
斯巴達克派還同支持德國進行“防禦戰爭”並對右派采取調和主義態度的中派立場進行了鬥爭，指出中派無原則地強調統一，采取同右派聯合的政策，實際上成為革命反戰鬥爭的重大障礙。斯巴達克派強調說明，首先要澄清原則，然後才談得上統一。
正是由於斯巴達克派堅持了反戰鬥爭同反對機會主義相結合，把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作為反軍國主義鬥爭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使得斯巴達克派成為反戰群眾運動的實際領導者，同時促使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內部危機加深，發生了中派同右派的分裂，斯巴達克派本身在鬥爭中也得到了鍛煉而日臻成熟，為建立獨立的無產階級政黨作了直接的準備。
然而，斯巴達克派畢竟還是一個宣傳性組織，還不是獨立的政黨組織，因之，它所確定的方針政策沒有能得到切實的貫徹執行，沒有能完全成為群眾的實際行動。正如列寧所說：“德國整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派的最大缺點，就是缺少一個團結一致的秘密組織來貫徹自己的路線，並根據新的任務教育群眾。”
三 斯巴達克派參加齊美爾瓦爾得運動的鬥爭
在群眾反戰情緒日益高漲的情況下，1915年9月5日在瑞士首都伯爾尼附近的一個小村莊齊美爾瓦爾得召開了國際社會主義者第一次代表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來自十一個國家的38名代表，斯巴達克派派遣代表參加了會議。代表中大多是傾向中派方麵搖擺的社會黨人，但有八名包括列寧在內的左派代表在會議一開始就形成了左派集團，其中有德國的左派代表。左派集團向大會提出了決議草案。決議草案闡明了帝國主義戰爭實質，進一步揭露了社會沙文主義的背叛行為，也批判了社會和平主義，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策略方針，號召群眾把帝國主義戰爭變成推翻資產階級、爭取實現社會主義的革命戰爭。雖然左派提出的決議草案未被通過，但左派在會上的發言和活動產生了影響。大會通過的宣言《致歐洲無產者》，包含了左派提出的若幹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原則。宣言指明了當時的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戰爭，遣責了在戰爭中“保衛祖國”的思想是資產階級的謊言，並且指出沒有革命鬥爭的和平是一句虛偽的空話；避免戰爭慘劇的唯一逋路，要到爭取社會主義的革命鬥爭中去尋求。但宣言存在著許多嚴重缺點，諾如沒有揭露第二國際領導人背叛的原因，沒有提到對社會沙文主義的評價和同社會沙文主義鬥爭的方法，等等。盡管如此，列寧說：“這個宣言在同機會主義作實際的鬥爭中，在同機會主義決裂方麵，前進了一步”。
齊美爾瓦爾得代表會議還通過了“同情戰爭的犧牲者和被壓迫者的決議”。決議讚揚了斯巴達克派的反戰鬥爭精神，對斯巴達克派被迫害的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決議寫道：“對為了堅持自己的信仰而被軍國主義逮捕入獄的李卜克內西、莫納特、盧森堡和克拉拉·蔡特金同誌，以及所有為反對戰爭而遭迫害和被逮捕的同誌表示深切的兄弟般的同情”。李卜克內西從前線特地給代表會議發去了賀詞，賀詞中強調了要堅持國內戰爭，反對國內和平，堅持爭取和平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國際階級鬥爭。
這次會議促進了各國左派間的團結，會上形成了齊美爾瓦爾得左派集團，會後建立了“齊美爾瓦爾得左派常務局”並出版了機關刊物“先驅”雜誌。這次會議所開始的活動，稱為齊美爾瓦爾得運動。
斯巴達克派十分擁護齊美爾瓦爾得運動。1916年1月1日斯巴達克派在柏林召開的全國代表會議上通過了向國際社會黨委員會揭出的提綱，提綱表示希望在齊美爾瓦爾得運動的基礎上，重建“新的工人國際”、“無產階級的階級組織”的新中心，因為“國際無產階級的革命意誌及其在關鍵時刻竭盡全力的思想準備”是獲得普遍和平的唯一手段。同年3月，再次召開的斯巴達克派全國代表會議上通過了向國際社會主義者第二次代表會議——昆塔爾會議提出的決議。決議再次希望重建新的國際，認為“國際的存在和活動不是個組織問題，不是一小批人作為工人反對派的代表達成協議的問題；它是各國正在恢複社會主義原則的無產階級的群眾運動問題”。而“新的國際為了成為一支真正的政治力量，必須紮根於無產階級最廣泛的群眾的士氣、行動能力和日常實踐之中”。新國際“鬥爭的主要口號應當是為實現和平而進行有組織的群眾性行動，隻有從這種行動中才能產生新的、有活力的和積極主動的國際”。
1916年4月，在瑞士伯爾尼附近的一個村莊昆塔爾召開了國際社會主義者第二次代表會議，又稱為第二次齊美爾瓦爾得會議。共有43名代表參加會議，其中包括斯巴達克派在內的左派代表12名，其餘均為考茨基派。
昆塔爾會議的主要內容是反對社會和平主義。這是因為，在第一次齊美爾瓦爾得會議之後，國際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連年戰爭，使廣大群眾的反戰情緒日益高漲，社會沙文主義者的麵目，日益原形畢露，左派的影響大為增長，考茨基派便大力鼓吹社會和平主義。所以，在齊美爾瓦爾得國際內部給社會和平主義以揭露批判，成為當務之急。
斯巴達克派為出席昆塔爾會議作了充分準備，擬定了向昆塔爾會議提出的決議草案，派遣代表在會上報告了在德國反對社會沙文主義領導的情況，說明了愈來愈多的德國工人擺脫社會民主黨右派領導的影響。
為了勝利地進行反對社會和平主義的鬥爭，列寧在會前做了細致的準備工作。會議期間，以列寧為首的左派聯名提出了一個關於和平問題的決議草案。斯巴達克派代表積極支持草案的立場。但是，由於考茨基派在會上占多數，左派的決議草案未被通過。但由於左派的鬥爭，會議通過的決議，比第一次齊美爾瓦爾得會議又前進了一步。它申斥了社會和平主義，遣責了第二國際執行局的機會主義立場，提出了停止戰爭的要求，並且重申了隻有實現社會主義才能得到持久和平的觀點。
兩次齊美爾瓦爾得會議，都促進了左派力量的增長和影響的擴大，並使他們逐步形成為獨立的派別。斯巴達克派參加齊美爾瓦爾得運動的鬥爭，不僅加強了同國際社會主義者左派的聯係，而且促進了自身的發展，為以後德國共產黨的建立奠定了基礎。由於考茨基派日益同社會沙文主義者結成聯盟，致使齊美爾瓦爾得國際不可能擔當起建立新國際的使命。十月革命勝利後，由布爾什維克黨發起於1918年1月召開了歐美各國社會黨革命派代表會議，籌建第三國際。斯巴達克派積極地支持和參加了第三國際的籌建工作。第三國際成立時，在斯巴達克派基礎上建立的德國共產黨，成為第三國際的主要成員，為第三國際活動的開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