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經濟發展是人們根據外在資源條件而尋求改變自身生活處境的能動性活動的過程，從一般角度看，主體發展的可能性與可靠性取決於他能否獲得能動性的機製，能否獲取發展所不可缺少的資源以及能否具備求發展的能力，也就是說資源、能力與機製是主體獲得發展的可能與可靠基礎，三者之中缺少任何一個，都可能帶來貧困。誠然，資源稀缺可以開發或引進，機製缺乏則可以通過製度創新或政策惠顧加以創造，但是對於主體發展能力不足又當如何呢？這種能動性機製不僅與製度和政策有關，而且與聯係著人們心理與情感的文化交織在一起。當三者的欠缺之間發生選擇性親和作用時，就會形成穩定的貧困。經濟學家納克斯曾提出“貧困的惡性循環理論”，認為貧困是由若幹個相互作用的“惡性循環”並列造成的，把它作為一種方法論來分析我國貧困地區貧困再生的過程和能動性機製欠缺的原因時，我們發現在貧困地區存在著一個造成主體發展能力欠缺的人才素質惡性循壞圈，即：人口素質低→發展能力不足→貧困→教育落後→人口素質低。
呂梁地區是富有光榮傳統的革命老區，它處在全國18個集中連片貧困地區之一的呂梁山區中部。境內梁峁起伏，溝壑縱橫，是黃土高原水土流失的重災區。全區水土流失麵積145萬公頃，占山區丘陵麵積的74.6%，每年輸入黃河的泥沙達1.68億噸。這裏的耕地地窄坡大，農業氣候條件惡劣，旱、澇、風寒等自然災害頻繁，農業生產沒有保障。加之社會和曆史的種種原因，長期為貧困所困擾。直到進入20世紀90年代的時候，全區還有761個村子30餘萬人處於人均收入300元以下的特困狀態呂梁曆屆地委、行署都始終把帶領群眾脫貧致富作為任期內的主要任務。特別是1994年以來，呂梁地委、行署科學地分析了地區發展的限製因素，結合呂梁實際情況確定了扶貧攻堅的指導思想，即“把工作重點放在改變生產條件和提高勞動者素質上”，把發展農村教育放在重點地位，進而確定了扶貧攻堅的難點和突破口，取得了一係列令人矚目的成就。
在中國貧困問題的研究中，自從有人提出了“人的素質差是落後的本質”這一觀點以來，貧困人口素質與貧困狀況的內在聯係，就在不同層次和角度上一再成為人們研究的一個重點。根據《素質脫貧分析報告》提出的有關數據，人均年收入200元以下的貧困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為3.51年，年收人400～800元的農戶受教育年限則為5.31年，“貧困地區農戶經濟行為”課題組計算了收益隨勞動力受教育年限下降而下降的情況。所反映的是呂梁地區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與貧困的關係。
可見，貧困戶勞動力平均受教育的年限明顯低於非貧困戶，在我們調查的120戶農民中，貧困戶戶主均是文盲或半文盲。他們不僅表現在文化水平低，難於掌握先進的農業科學技術，更主要的是表現在觀念落後，思想保守，他們不願接受新經曆和新經驗，安全求穩意識濃厚，風險意識缺乏，發現和利用就業機會的動機與能力不足，特別表現在創業意識薄弱，短期行為嚴重等方麵。在與貧困戶代表交談過程中，我們問及“你們最需要什麼？”時，幾乎所有人都回答“要錢”，“如果給你2000元錢你用來做什麼？”，一個農民稍加考慮後告訴我們“用它開個小賣部”，“在一個隻有十幾戶的山頭上開小賣部，賺不來錢怎麼辦？”，“自己用”，這種回答從某種程度上說明沒有文化的貧困農民缺乏改變生存環境的長遠奮鬥目標。一方麵他們需要錢，另一方麵又缺乏去掙錢的動機，不少人在家閑著沒事幹卻看不上每天掙15～20元的煤礦工或修路工。當他們有了錢後也不是用來改田造地、植樹造林或發展養殖業，大多是圖眼前的享受。這不僅是構成貧困的因素，也是穩定脫貧和獲得持續發展的障礙。因此，提高農民素質是打破人才素質惡性循環怪圈的突破口，也是反貧困工作的一項戰略選擇，呂梁地區的脫貧正是從改革農村教育，提高農民的素質開始的。
他們深刻認識到，經濟貧困是呂梁貧困的表象，人才和技術貧困是貧困的本質。然而傳統的升學教育，使農村教育嚴重脫離農村發展需要。全區每年升人大中專院校的學生僅占同齡人數的5%，95%的農村學生過不了升學的“獨木橋”。每年返鄉的初高中畢業生達3萬餘人，他們應該是農村建設的生力軍。但實際上他們對於回鄉一無思想準備，二無技術準備。據對全區10個縣近13萬名初、高中回鄉畢業生的追蹤調查，他們的年勞動收入超過當地勞動力平均收人的占33%，低於當地平均勞動收人的占66.4%。農村教育的這種狀況及其結果顯然不能適應農村脫貧和持續發展需要。然而在呂梁卻有幾個真正按照教育規律辦事、使農村教育與農村發展需要相結合的典型。